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春市煤矿安全技措费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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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与打击的对抗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相背离。从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从罪刑人定到罪刑法定，保护观念的改变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保护与打击的对抗仍然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主题。

关键词：

打击、保护、人权

引言：

所谓打击，即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从而有效打击犯罪。本文所称之保护，特指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轻罪不被重判，有罪的人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保护与打击的争议古亦有之，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曾指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有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1]与秦国商鞅变法时颁布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2]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世界各国历史以来也较多的是重打击、轻保护，以维护人吃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秩序。但随着西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出现与发展，法律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保障人权上。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随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问世，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世界上形成了普遍共识。但打击与保护的对抗仍在继续，因为过多地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疑会增加办案难度，使诸多犯罪因证据难以收集而无法及时得到查处、惩治，进而使人民不满，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故限制权力为司法机关所不欲也。可喜的是，面对重重压力，新刑诉法在保护人权方面还是有诸多突破，笔者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并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与该公约接轨，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最具标志性的是2004年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但遗憾的，该公约第十四条“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之规定所确立的沉默权，也是倍受争议的制度仍未能在此次修改中确立，可见“保护”的确立之路还很漫长。

二、侦查阶段即可委托辩护人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3]。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4]，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三、明确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和证人强制出庭作证

（一）明确举证责任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当然，在一进一退之中，为降低办案难度，打好心理战，新刑诉法增加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从而引导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有些类似西方的“诉辩交易”，也为下一步修改确立沉默权铺平了道路。

（二）非法证据排除

原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旧法第四十三条），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言外之意，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堵死了这一空间，且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不仅堵死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使用非法证据的空间，还堵死了法院使用的空间。同时，还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以上两个方面，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三）证人（含鉴定人）强制出庭作证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加上前面两个方面的修改，无疑为侦查机关添加了枷锁，使办案难度增加，一进一退之间，为保障打击的有效性，新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5]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四、各阶段办案期限有所延长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权重增加，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使原本就有些捉襟见肘的各阶段办案期限更加紧张和不足，故新法对诸多阶段的办案期限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延长。

洗黑钱的概念及特征
北安市人民法院--王鹤丹
　　洗钱(MONEY LAUNDERING)，本意指把肮脏的钱清洗干净。据说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旧金山市一家饭店的老板，看到自己饭店里日常流通的一些硬币沾满了油污，他怕弄脏顾客所戴的白手套而影响饭店的生意，便用洗涤剂将收到的硬币清洗一遍，于是被清洗之后的硬币就象新的一样干净了，这就是洗钱的最早来源。到了二十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出现了一个以鲁西诺为首的庞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利用美国经济发展中使用的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技术，发展自己的犯罪产业，谋求巨额的经济利益。起初，该组织以开洗衣店做掩护，在为顾客洗衣服的同时，向顾客收取现金，然后将这一部分现金连同其贩卖毒品的收入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这样就把毒品收入也变成了合法收入。这就是现代意义上“洗钱”一词的渊源。后来，人们用它来称谓把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最初的洗钱，实际上是毒品交易的一部分，据联合国统计，每年约有来自毒品交易的5000亿至6000亿美元流入正常的经济流通领域，这样，在国际金融系统中流通的“毒”钱大约有一万多亿美元。现在把对贩毒、走私、抢劫、盗窃、诈骗、贪污、贿赂、逃税等犯罪收入的清洗，都视为洗钱。关于洗钱的概念，目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表述也不尽相同。
　　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在维也纳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国禁毒公约)中将毒品犯罪及其洗钱行为规定为国际犯罪。该公约将洗钱定义为:为隐瞒或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所得非法财产之来源、性质、所在，而将该财产转换的即为洗钱。该定义范围较为狭窄。
　　1990年2月7日，欧洲和北美的15个国家在巴黎召开会议共同研究对付洗钱问题，并为此组建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组织给洗钱所下定义为:凡隐瞒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流向及转移，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的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该定义从宽规定洗钱范围，突破了毒品交易所得的局限，将其扩大、延伸到凡是对由犯罪行为所得财物加以隐瞒或掩饰的行为。
　　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洗钱控制法》对洗钱犯罪规定为:1、就法律指定的犯罪种类而言，从事与犯罪相关联资金的金融交易，如果明知其非法性质，并以协助犯罪实施为目的，或者明知交易旨在掩护款项的性质、方位、来原、所有权或控制权，构成联邦刑事犯罪。2、就法律指定的犯罪种类而言，与金融机构从事一刃美元以上犯罪赃款的交易，构成联邦刑事犯罪。3、促使一国内金融机构不予提交，或者提交有重大遗漏或失实的货币交易报告，重构与一个或多个金融机构之间的任何交易，构成联邦刑事犯罪。所谓重构交易，是指犯罪分子和洗钱者对一万美元以上的款项，故意拆零，分别与多个金融机构或一个金融机构的多个分支机构交易，以使每一笔均在报告金额界限以下，从而规避报告的行为。
1991年6月10日，欧共体发布的《关于防止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活动的法令》把洗钱定义为:明知是犯罪财产而故意拥有、转移、隐藏、或帮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的行为。
　　1995年4月联合国发布的《禁止洗钱法律范本》对洗钱做了如下定义:直接或间接参加来自于犯罪收益的财产的交易;接受、拥有、隐匿、掩盖、处理犯罪收益财产或将犯罪收益财产带入所在国;明知或者有理由表明财产来自于非法活动或者间接非法活动变现而来;没有合理的理由，不采取合理的步骤确认财产是否来自于非法活动或者直接或间接从非法活动变现而来。
台湾于1996年通过了《洗钱防制法》。该法规定，洗钱是指:掩饰或者隐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收受、搬运、寄藏、购买或为他人买卖因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利益提供中介。重大犯罪是指刑法规定最低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以及伪造、变造债券、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罪、指使他人卖淫罪、拐卖罪、赌博罪、奴役罪、欺骗他人向境外出走罪、隐蔽卖淫罪、诈欺罪、常业重利罪等赢利性犯罪，还有儿童及少年性交易条例、枪炮管理条例、惩治走私条例、证券交易法、银行法、破产法、毒品犯罪法律所规定的重大犯罪。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对洗钱的规定是:任何人明知或有充足理由怀疑资金、财产或投资为犯罪所得而帮助一些团伙犯罪组织收藏或管理那些资金所进行的犯罪。
　　我国是《联合国禁毒公约》的缔约国，承担了在国内实体法中规定洗钱为犯罪的义务。事实上，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四条第一款就规定: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财物的，掩饰、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的，处7年以下有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虽然未明确规定洗钱的概念和洗钱犯罪，但这一规定己充分表明我国己将参与洗钱的人或组织列入犯罪并予以处罚之列。我国新《刑法》第191条首次明确了洗钱罪的罪种，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特定方式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我国学者对洗钱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洗钱，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提供资金帐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帐结算等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及以其它方法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意图使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合法化，避免法律制裁的行为。1
　　二、洗钱，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非法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的各种清洗行为。2
　　三、洗钱，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帮助犯罪分子掩饰、隐瞒其非法来源和性质，转移违法所得的行为。3
　　四、洗钱，是指明知是毒品、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实施法定行为之一，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4
　　五、洗钱，是指将犯罪所获黑钱或者赃钱变得干净，是一种犯罪的便利行为。5
　　六、洗钱，是指将犯罪收入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加以转移、兑换、购买股票证券或者直接投资，隐瞒、伪装非法所得黑钱的来源、性质和所有人等，从而把黑钱洗净，转为合法收入的一种行为。6
从国内外法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尽管各国对洗钱犯罪的法律规定不尽一致，对洗钱含义的理解也不统　　一，但通过对各种观点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洗钱行为，一般都具有如下的特征:
一、利用合法金融体系洗钱。不法分子通过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清洗赃款。特别是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使用假身份证在银行开设多个账户，用以转移和隐匿非法所得及其收益。
　　二、利用地下钱庄进行洗钱。一些犯罪嫌疑人通过地下钱庄将赃款转移出境。
　　三、利用互联网进行洗钱。不法分子利用网上银行转移赃款，有的还通过网上赌博进行洗钱。
　　四、通过现金走私进行洗钱。如，不法分子随身携带或将大量现金藏匿于交通工具出入境。
　　五、通过投资进行洗钱。不法分子通过投资兴建宾馆、开设公司等方式进行洗钱，有的甚至在境外开设公司，为其犯罪所得披上合法外衣。
　　六、利用进出口贸易进行洗钱。犯罪嫌疑人通过虚报进出口价格或伪造有关贸易单据的方式跨境转移赃款。
　　七、利用证券期货市场进行洗钱。有些不法分子将资金存入支票，用其买入股票后，将股东账户和其中的股票转托到其他的证券公司，然后将股票卖掉，提取现金。
　　洗钱之所以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超乎寻常的关注，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首先，洗钱为犯罪者安全、自由地支配犯罪赃款创造了条件，为司法部门调查和检控犯罪设置了障碍，从而在事实上起着为各种恶性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洗钱容易引发其他多种犯罪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达到顺利洗钱的目的，犯罪分子和洗钱者常常千方百计拉拢、利诱政府官员和银行职员做内应，由此导致贿赂横行、社会风尚没落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最后，洗钱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洗钱是具有特定目的的非正常金融活动，涉及金额大，资金转移快，突发性强，极易诱发金融机构资金流动困难;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的驱使，与犯罪分子和洗钱者同流合污，大开方便之门，甚至直接从事洗钱，一旦真相暴露，即可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后果不堪收拾。因此，一些受国际犯罪和洗钱严重困扰的国家甚至将洗钱的危害定位为“扰乱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秩序，威胁到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