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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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8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已经2006年12月27日国务院第16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
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车辆、船舶（以下简称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为车船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车船税。
本条例所称车船，是指依法应当在车船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船。
第二条 车船的适用税额，依照本条例所附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执行。
国务院财政部门、税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车船税税目税额表》规定的税目范围和税额幅度内，划分子税目，并明确车辆的子税目税额幅度和船舶的具体适用税额。车辆的具体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的子税目税额幅度内确定。
第三条 下列车船免征车船税：
（一）非机动车船（不包括非机动驳船）；
（二）拖拉机；
（三）捕捞、养殖渔船；
（四）军队、武警专用的车船；
（五）警用车船；
（六）按照有关规定已经缴纳船舶吨税的船舶；
（七）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的车船。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城市、农村公共交通车船给予定期减税、免税。
第五条 车船税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第六条 车船税的纳税地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使用的车船，纳税地点为车船的登记地。
第七条 车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车船管理部门核发的车船登记证书或者行驶证书所记载日期的当月。
第八条 车船税按年申报缴纳。具体申报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九条 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未缴纳车船税的，使用人应当代为缴纳车船税。
第十条 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代收代缴车船税。
税务机关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收代缴手续费的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依法代收代缴车船税时，纳税人不得拒绝。
第十二条 各级车船管理部门应当在提供车船管理信息等方面，协助地方税务机关加强对车船税的征收管理。
第十三条 车船税的征收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1951年9月13日原政务院发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附：
车船税税目税额表
税目 计税单位 每年税额 备 注
载客汽车 每辆 60元至660元 包括电车
载货汽车 按自重每吨 16元至120元 包括半挂牵引车、挂车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 按自重每吨 24元至120元
摩托车 每辆 36元至180元
船舶 按净吨位每吨 3元至6元 拖船和非机动驳船分别按船舶税额的50%计算
注：专项作业车、轮式专用机械车的计税单位及每年税额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税务主管部门参照本表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转发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关于我与有关国家司法协助条约生效情况的通知》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转发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关于我与有关国家司法协助条约生效情况的通知》的通知
1994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各海事法院：
现将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关于我与有关国家司法协助条约生效情况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为正确及时与有关国家相互提供司法协助，特通知如下：
一、到目前为止，我国与法国、波兰、蒙古、罗马尼亚、俄罗斯、白俄罗斯、西班牙、乌克兰、古巴九个国家缔结的司法协助协定或条约已经生效。
二、缔约的外国一方请求我国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交有关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中级人民法院（含专门人民法院，下同）办理。办妥后，有关中级人民法院应将有关材料及送达回证经高级人民法院退最高人民法院外事局。
三、我国人民法院需向缔约的外国一方请求提供司法协助，应按协定的规定提出请求书、所附文件及相应的译文，经有关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外事局办理。
四、对尚未与我国缔结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只要其是《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海牙送达公约）的成员国，双方可根据海牙送达公约进行送达。文书送达按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关于执行〈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有关程序的通知》办理。
五、既未与我国缔结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又非海牙送达公约成员国，相互之间需要提供司法协助的，仍按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关于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附：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关于我与有关国家司法协助条约生效情况的通知
〔（1994年5月10日 条函〔1994〕412号〕
司法部司法协助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事局，各省、市、直辖市人民政府外办，驻有关国家大使馆：
到目前为止，我国与下列九个国家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定已经生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1988年2月8日起生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1988年1月13日起生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0年10月29日起生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3年1月22日起生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3年11月14日起生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3年11月29日起生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4年1月1日起生效）；
8．《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4年1月19日起生效）；
9．《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1994年3月26日起生效）。
请在上述条约或协定的基础上，开展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并根据条约或协定的有关规定相互提供司法协助以及处理有关案件。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告我司。
现随函送上述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定中文副本，请查收。
法社会学语境下中国式民主积极性的困境 -
- ----基于文化和观念
民主积极性主要体现在民主行动参与的积极性上。包括：从思想到行动宣传民主，参与民主，鼓励民主；引导别人参与民主，影响别人的行为，简单讲是责任心加上民主行动。历史地考察，每一次民主运动往往离不开农民，农民的民主运动是在流民的号召下，通过争取民主权利，反抗民主压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抗争，大多以失败告终。民主运动触动了百姓的底线，迎合了民众的现实需求，才得以产生和发展。现如今，民主参与的积极性除了体现在通过基本的民主途径争取民主权利之外，更多的融合了体制外渠道，法外渠道。比如，上访，网络民主等等。在互联网上，民主的热情看似高涨，所谓的民主人士则更多的是虚拟世界的观客，看客，心态往往夹带一时激愤，放纵和泄愤的非理性因素。一旦脱离这个环境，除非涉及个人的重要利益，个体很难自省的主动或者号召大家参与公共权权利事务。以成立业委会为例，笔者曾考察过几个小区，往往起初几个人达成一项决议，当时热情很高，第二天就很少有人过问，也就不再找什么组织，主管部门交涉了。揭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需要从我们的文化环境环境和观念中找寻答案。
小农意识至今是，但不是决定一切中国问题的唯一原因。中国社会长期受农业文明影响，个人利益圈子化，社会责任感缺失，利益的争取和社会事物的参与不仅取决于现实法治社会的公民责任感，还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权利体和自己的亲疏远近关系，等等，比如自己老板和父母交代的事情往往努力去做。熟人社会的礼教秩序是影响中国人民主行动的主观参与惰性因素之一。
中国人凡事不爱出风头，当面不急攻，随大流的心理是影响因素之二。在这种心理下，大家凡事不做第一，不愿不敢做第一。在涉及大多数人的事物时，如果利益的得失与个体关系不够强烈，比如不涉及重要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或者仅仅是间接地涉及小的利益时，大多持放任态度和搭便车心理。甚至把争取公众权利的行为解释为出风头，处理问题的幼稚化和简单化。一旦有了第一个，第二个，人数达到一定优势，又开始转变策略，采取跟随策略。这不但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易学之道，也是国人的文化观念的反应，现实中的极端势力压制个体民主权利的个案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人的这种文化观念。社会学认为，行为由社会角色期待决定，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建立在认为社会要求你应该如何做的基础之上。一贯的集体行动模式反映的就是这个理论。不同的环境下，个体产生不同的环境角色心理。比如，北京市很多交通路口行人违法很普遍，即使外国朋友来北京也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他们觉得不守法反而不好意思。所以法制观念和法律的完备乃至法制监督绝不是法的遵守和实施的根本原因，观念和社会文化结构才是症结所在。
不但是国家，包括地理环境的隔绝机制，社会背景和国家管制在内的整个文化环境塑造了国民的忍性，耐性和屈从性。这是民主积极性不高的又一影响因素。民主参与的渠道堵塞，社会民主组织的准入困难重重，极大的束缚了民主的积极性，传统家家族观念和等级秩序下，民众自组织能力先天不足。国家对组织束缚得过死过严，致使组织后天畸形，要那么夹缝中生存，要么沦为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面对非正当的强势，很多人待遇斗争，恐于斗争，犹犹豫豫，畏手畏脚。社会社会尚未形成保障权利人敢于斗争的体制和法律环境，不到万不得已，妥协，搁置，时间往往成了解决一切的最有效艺术策略。
落笔至此，也就不难理解国人民主积极性不高的现实障碍了。体制不是借口，国家管理也不是挡箭牌，民主意识的提升，民主权利的的争取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事关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不仅是政府的事，更是每一个文化自觉的公民的责任。解决这一困境，不仅需要领导者的敏锐的洞察力，改革的魄力和信心。更取决于社会的信任，和合法争取权利的行动，这迫切我们以提升个体自主性为突破，从思想到行动的大解放。我们可喜地看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面的推进社会改革，尽管我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政治体制的改革总会进行，只是时间问题。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宽容，理解，更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年轻一代的觉悟，责任心和爱国情怀给伟大的民族国家的民主化未来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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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佳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e-mail-pjpj99@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