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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委等


关于调整和整顿化学试剂厂点的通知
国家经委等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
化学试剂是一类品种繁多的纯化学物质，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各项事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六十年代初，我国的化学试剂已形成布局合理的6个大区的7个化学试剂产销基地，13个骨干厂，累计生产品种约6千种。但近年来，各地陆续发展了许多试剂厂点。据1980年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化学试剂生产厂点已多达7百多个，分属社队、街道、学校、部
队等，其中社队和学校办的，占生产厂点总数的70％以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这些厂点中，有相当一部分生产条件十分落后，不具备必要的测试手段，三废污染严重，产品质量低劣，达不到规定的技术标准。据5年来的质量检查结果看，抽检近千个品次，平均合格率仅54％，个别厂
点的产品甚至全部不合格，这就严重地影响科研成果的准确性，危害很大。所有的试剂厂点又都竞相重复生产一小部分批量大、工艺简单、产值利润高的通用品种，而数以千计的小品种，如特效试剂、生化试剂、仪器分析试剂等，由于生产工艺较复杂、批量小、利润少，有的甚至亏本，工
业不愿生产，商业也不愿经营，使产品品种逐年减少，市场脱销进一步扩大，给科技工作带来困难。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国务院“坚决调整和全面整顿现有企业的决定”的精神，拟从现在起，在两年内首先对纳入化工部计划的225种主要化学试剂的生产厂点（不论所有制和隶属关系如何）进行全面调整和整顿。整顿要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并适当调整布局和产品结构。
一、主要品种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
以化工部为主会同国家经委、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司局联合成立行业的整顿领导小组，负责制订实施方案，研究处理整顿的日常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由化工厅为组长、医药局为副组长，并会同工商行政管理局、标准局、化工部地区化学试剂质量监测站等组
成省、市、自治区的整顿小组，对本地区内提出申请的生产厂点进行审查，报整顿领导小组审核批准，由化工部发给产品生产许可证（具体办法见《化学试剂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凡生产属于225种试剂的生产厂点，必须持有关批件和产品生产许可证，到所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登记后方能生产。从1985年起，对225种化学试剂全部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凡无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主管部门不予安排生产收购计划；物资部门不给原料；银行不予贷款，各级经营部门不得收购和销售其产品。对无证生产、收购和销售，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
分别情况由生产、收购和销售单位负责赔偿，并追究责任。对不能生产化学试剂的厂点，由主管上级妥善安排。
二、实行统一规划，加强计划管理
为减少重复生产，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对225种化学试剂的生产收购计划，由各省、市、自治区化工、医药厅（局）按需要进行安排，化工部、国家医药局根据全国需要情况进行综合平衡后纳入化工部生产计划。
统一规划和收购的原则是：
（1）对量大面广、生产技术简单、储运困难的品种，各省、市、自治区应对生产厂点进行规划、逐步调整、适当集中、结合综合利用，尽量做到就地取材，就近供应。
（2）发证后的产品，不得随意转移生产，如确需转产，接受转产单位应另行申请，完备许可证手续，转出产品的单位的生产许可证即行注销。
（3）为尽量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减少污染，同一品种原则上不得在同一城市安排两个以上的生产点。
（4）225种通用试剂，原则上不再增加新的生产厂点，如有特殊需要，必须按程序报批。
三、严格质量管理，加强质量监督
各质量监测站是国家对化学试剂抽量进行监督、检查的法定性机构，有权对所负责区内生产和销售化学试剂的任何单位进行监督、检查，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在整顿工作中负责检查试剂生产厂点的测试手段和产品质量，并向整顿小组提出报告；在日常工作中，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
试剂生产厂点和销售单位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产品质量不合格，应立即报告当地整顿小组，通知有关单位停止生产、收购和销售，限期整顿。如受检单位和监测站发生争执时，由化工部化学试剂质量监测中心负责仲裁。经整顿仍达不到要求的，监测站有权建议化工部注销该产品的生
产许可证，待达到要求后，重新申请生产许可证。
四、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努力促进品种发展
化学试剂要求多品种、高质量、服务好，它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广泛的社会效益，今后还应从以下几方面来促进品种的发展，提高品种的供应能力：
（1）适当调整专业厂的考核办法。有关省、市化工厅（局）对北京、上海、天津试剂总厂，广州、西安、成都、沈阳、重庆东方红试剂厂等重点厂实行工业产品和试剂产品分开考核，对化学试剂要重点考核品种、质量、单耗，不应对试剂生产盲目压产值、利润指标。要给企业有较大
的灵活性，使之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上，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要特别注意试剂行业的技术改造，体现技术进步，每个企业都必须在工艺、设备、环境、包装等方面努力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3）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广开小品种来源，化工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应有计划有步骤组织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生产新产品，同时合理组织进口，满足社会需要。
以上通知，请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单位研究执行。

附：化学试剂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化学试剂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有计划的组织好生产，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确定实行《化学试剂产品生产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制度。
第二条 各省、市、自治区化工厅（局）首先应对现有生产225种试剂品种的厂点，根据合理布局，适当集中，就地取材，就近供应，确保质量的原则，进行统一规划。
第三条 凡生产、分装属于225种试剂的厂点（不论其经济性质及隶属关系），必须领取化工部颁发的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后，才能进行生产，经营单位才能收购和销售。

第二章 申请许可证的厂点应具备的条件
第四条 厂点布局合理，有主要原材料来源及正常销售渠道。
第五条 要有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主管生产的厂长及技术、检验负责人，必须具备解决生产和检验过程中所遇问题的能力。
第六条 生产化学试剂应具备整洁的生产操作、包装、检验和储存等环境，严格防止各类异物混入产品。
第七条 根据生产品种的工艺要求，必须具备相应的生产设备。要有按照标准进行全部项目检验的仪器设备。计量设备及仪器要定期校正，保证准确可靠。
第八条 有在厂长领导下的专职质量检验机构，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检验人员，负责产品质量的检查监督工作。
第九条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工业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等有关产品质量的各项规定。
第十条 要有生产、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各项基本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有三废治理和安全防护等基本设施。

第三章 许可证的申请和审批
第十二条 以化工部为主会同国家经委、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司局联合成立行业的整顿领导小组，负责制订实施方案和研究处理日常等项工作。
第十三条 以各省、市、自治区化工厅（局）为组长，医药局为副组长并会同标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化工部地区化学试剂监测站等组成整顿小组。负责对本省、市、自治区内提出申请厂点的审查等工作。
第十四条 凡申请许可证的厂点，都要填写申请书逐级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提交本省、市、自治区整顿小组。
第十五条 整顿小组对符合本省规划及本条例要求的申请厂进行全面核实和审查。并提出审查情况报告和审核意见表报整顿领导小组一式五份。
第十六条 整顿领导小组根据申请书及有关审查文件进行审核或经过复查合格者，由化工部颁发许可证，并发文通知有关单位。
第十七条 凡领有化工部颁发的许可证的厂点，必须及时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发营业执照。

第四章 许可证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八条 凡取得许可证的品种，工厂要在标签上注明或另加许可证编号的标志，以资识别。
第十九条 许可证不准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违者要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二十条 对无许可证的产品，主管部门不予安排生产收购计划；物资部门不给原料；银行不予贷款。
第二十一条 对无许可证而生产、收购和销售的单位要追究责任。
第二十二条 各化学试剂监测部门有权对化学试剂产品质量及许可证的使用，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标准和无许可证的产品，应及时向其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有关部门应对生产单位进行严肃处理，并将结果告化工部。

第五章 许可证的注销
第二十三条 企业如改变生产方向或停止生产时，应主动向省、市、自治区化工厅（局）及化工部提出注销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凡违犯本条例和降低产品质量，而又限期不改者，予以注销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注销许可证后，其编号即行失效，企业应将许可证退回化工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1983年下半年进行试点，1984年全面进行颁发许可证工作。1985年1月1日正式执行许可证制度。
第二十七条 为全面考虑厂点合理布局和便于集中组织审查工作，省内现有厂点应统一在限定范围时间内提出申请书。具体时间和要求，由省、市、自治区化工厅（局）负责商定。
第二十八条 进行颁发生产许可证的各级工作人员，要认真掌握政策，严格执行规定和标准，秉公办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请客送礼，行贿受贿，对违反者必须严肃处理。
第二十九条 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厂点要承担样品费、运费及检验费用。检验费用交付给有关化工部化学试剂监测站。
检验费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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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数范围｜每种收费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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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种以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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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种以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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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种以下｜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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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种以上｜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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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本条例的解释，由化工部负责。



1983年5月11日
关于监督与问责的思考

钟伟苗


　　从近几年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后掀起了对官员问责之风，引起了一片叫好声。但后来人们发现官员问责也存在“躲猫猫”现象，如：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可过了不久就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贵州瓮安原县委书记王勤，因“6•28瓮安事件” 被撤职，也是过了不久，就被悄悄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因派警察进京拘传记者而被撤职的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原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在处理后不久，出任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安徽阜阳因劣质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中，被问责的众官员早就纷纷复出；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原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又重新当上了尧都区区长助理……类似这样的问责“躲猫猫”事件肯定远不止上述几例。法制日报曾发表一片文章《官员问责制不应成为一场秀》。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地方对开会打瞌睡的干部竟也当场宣布免职。
　　以上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问责，而是问责行为本身的不规范，情绪化问责的问题较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指出：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不能情绪化。但现实是媒体一曝光、民意一沸腾，问责就来劲，否则就不管不问；上级一重视领导一批示，问责就严肃。这种看来头，看领导眼色行事的就是情绪化表现。而且被问责后的官员复出也很随意。同时我们对问责落实情况的监督还严重缺位。
　　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希望力克情绪化问责和带病复出，预示着问责制驶入法制化轨道：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如果监督体系不完备，不管是什么样的好制度，也可能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当过和尚，在社会底层饱受凌辱和苦难，深知官员腐败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他坐上皇位后就竭力遏制腐败，制订了非常严厉的惩治腐败法律，但发现腐败者仍是前“腐”后继。经过多年的摸索，朱元璋总结出了“新官堕落定律”：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前段时间广东省省部级高官腐败窜案，还是最近披露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特大受贿案均表明，这些腐败高官当初的豪言壮语不一定是作秀；上任之初可能亦是雄心万丈，想要干一翻事业，留下青白在人间的。可为什么还是跌倒在严重腐败的前车之鉴上？这正是“新官堕落定律”在作祟。朱元璋也讲立法和执法，但还是在腐败面前吃了败仗，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科学的监督体系，于是造成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极大而有了腐败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极小的局面，以至于让官员们敢于铤而走险，冒死步入腐败行列。
　　我们目前的监督体系也不能说已经完备，以上案例就是证明。监督工作确实还存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违纪监督太迟的状况。主要表现为：
　　一是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少官员享有很大的个人权力，却很少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曾说：“像我这样的行政官员，权力这么大，自由度这么大，没有高度的觉悟，不是不折不扣地按党说的做，给自己留块自留地也很容易，这样就种下了祸根。”正是由于他努力地耕耘自己的 “自留地”，在8年的时间里，就受收贿赂1670万余元，而且这些贿款近90%与土地审批和房产项目有关。又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据说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卖官案。马德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负责包扶企业、提拔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17人贿赂，合计人民币603万余元。按理说，无论是土地审批、出让还是干部提拔使用都是有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的，但为什么在贪权贪财的一把手面前会形同虚设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监督体系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官员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匹配。
　　西方对中国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关键是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二是权力与利益难脱钩。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与民争利现象还比较突出。在行使行政决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行政权力过程中谋取私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三是科学的监督体系远未建立。我们有名目繁多的监督形式：有党内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人民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等，但效果并不理想。正象有人在评论人大开展个案监督工作时有这样的担心：“目前人大在并没有把现有监督方式激活、用足的情况下，又去创造新的监督方式，这就好比一个管道被堵塞，我们不去疏通它，而是又去铺设一个，再堵塞，就再铺设。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一种思路处理问题，就等于永无解药。”其实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实践证明，我们明目繁多的监督形式在效果上还不如近年兴起的网络监督好。如南京抽天价烟的周久耕、广东猥亵门中的林嘉祥、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温州官员超低价购买多余安置房事件及最近杭州的胡斌交通肇事案都体现了网络监督公开化程度高、监督力度大、效果好的特点。网络监督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传统的媒体经常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又敏感的问题失语。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虽然大错特错，但很值得我们反思。 党报党刊（包括电视、电台）是党的喉舌，但如果宣传报道的基本格调老是只围着领导转，报喜不报忧，那么替老百姓说话与替代表党的领导的意思说话当然是会不一样的了。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确实存在监督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由于传统媒体的监督职责履行缺位，其他监督渠道又不很顺畅的情况下，对官员的腐败惩治也好，对官员的问责也罢，很多老百姓对于效果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可能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思维定位方面过于迷信杀一儆百的作用，是到了值得反思的时候了。其实在100个贪官中如果只有一人被捉，就算杀了头，对于其他官员的威慑力还是很小的。如果在100个贪官中有99人被捉，即使每人只判几年，那刑罚的威慑力还是很巨大的。因此，对官员的腐败惩处还是问责，其威慑力主要不是在于惩处或问责本身的严厉性，而是在于其普适性。
　　网络监督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监督形式，在当前具有很大的优势，对官员的行为举止、责任追求等具有很大的监督作用。但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问题是其真实性很难核实。因此，网络媒体的监督可能具有先天的缺陷。目前的传统媒体绝大部门是官方媒体，宣传报道实行严格的官方审查制度，虽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审查的结果是报喜不报忧或监督往往是上对下的监督，那么传统媒体在监督上还是难有大的作为的。如果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紧密合作，那其监督作用可能是不允低估的。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监督方式，只要形成全面的、互相的监督工作格局，遵循公开、透明、公正、客观的监督工作指导原则，那么就一定会有好的监督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监督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监督。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正在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若领导干部人人都是道德完人，那么权力乱作为或权力不作为也就不会发生了。既然权力被滥用是现实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有责必究”，需引入司法权和公民权来监督制度的执行，“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
　　因此，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只有上下左右互为依存、互相制约的环形监督体系才算得上是科学的监督体系。只有在科学监督体系背景下的官员问责制才会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
　　一个好的制度可能让坏人变好，反之，一个不好的制度可能让好人变坏。如果我们不从源头上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不建立健全科学的监督体系，那么“前腐后继”式的腐败窝窜案还会不断地发生。因此，我们在认真学习贯彻上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