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市场监测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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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市场监测工作的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市场监测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统筹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村消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为全面了解我国农村市场运行和商品供求状况，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商务部决定在现有的生活必需品监测系统的基础上，建立百县农村市场监测系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监测内容
重点监测与农村市场发展和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重要农产品和主要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等指标（详见附件1-4）。
二、 监测对象
重点对中央储备肉活畜基地场所在县的市场状况进行监测。系统建成后,商务部和中央储备肉活畜基地场所在省、地市、县，可根据授权分别查询监测范围的百县农村市场情况。
三、 填报要求
中央储备肉活畜基地场所在县的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履行附件1-4的填报职责，中央储备肉活畜基地场负有协助报送义务。有关县商务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求真务实的精神，自2005年6月1日起按要求登录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市场运行司子站生活必需品监测系统，及时、准确、完整地填报附件1-4。其中旬报表每月逢1、11、21日填报前一日的有关数据，月报表下月20日前填报上月的有关数据，半年报表7月30日前和次年1月30日前分别报上半年和下半年报表。中央储备肉活畜基地场,除按要求认真填报《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监测报表》外，应当协助当地商务部门在规定填报时间的5个工作日内,将附件1-4有关数据填报齐全。
特此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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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中的三大国际法原理述要
倪学伟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并经各国协议公认的、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是国家产生、国际关系形成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间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包括的内容异常丰富。本文仅就邓小平理论中的三大国际法原理作一粗线条的概述，以期引起人们对邓小平理论中这方面问题的注意和研究。
一、邓小平理论中的国家主权原理
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或侵犯的最高权力。主权概念是欧洲16世纪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1577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1762年，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主权是公共意志的运用，具有不可转让与分割、完全绝对和神圣、完全不可侵犯的特性，并得出主权属于人民和建立共和国的结论。“国家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石，贯穿国际法始终，“国际主权原则”已经被公认为国际法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尽管在学术上，有的学者对主权这一概念颇多微词，但在实践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宣称放弃国家主权的。
在邓小平理论中，国家主权思想贯穿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征之一。可以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邓小平同志对国家主权原理的最杰出、最独特的阐释，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使这一阐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一代伟人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必然选择，又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正确选择。“一国两制”体现了主权的对外不可分割性和对内可分割性的原则。
1982年中英就香港问题举行谈判时，英方坚持历史上的三个条约继续有效，企图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①在主权问题上给英方以明确的回答。其后，英方又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以“香港的民意”、“维持香港繁荣稳定，需要英国人留下来”等“民意牌”、“经济牌”为借口，谋求“在承认中国主仅的条件下，由英国人继续像过去一样管治香港”，或由中英“联合治理”或“共管”香港。
但是，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国家主权包括国家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在对外方面，一国主权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完全自治构成国家主权的内侧，而独立则构成它的外侧”②。治权即行政管理权，是国家对所辖地区行使统治的权力，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行使属地优越权的直接表现形式，国家对其所属领土行使独占的、完全的管辖，其他国家的权力是不能到达的。英方对香港谋求“以主权换治权”，目的是要继续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对香港“共同保有，这些国家对这块领土和这块领土上的居民共同行使主权”③，无非还是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玩弄花招。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9月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提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l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④正是邓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的严正而明确的立场，使英国最后不得不改变立场，不再谋求英国“管治”或任何形式的“共管”，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了包括治权在内的完全的主权。
虽然主权在对外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对内方面则具有可分割性。美国著名公法学家威罗贝曾指出：“在理论上，国家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将其权力的行使委任给其他公共的团体，或甚至给其他国家；因此，在事实上，它可能只保留极少一些余下活动归其自己指挥，而还不损害其主权。国家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因而不受破坏”⑤。要实行“一国两制”，就必须在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通过授权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和终审权等方面的高度自治权，这些自治权不仅比内地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大，而且也比联邦制国家中的成员邦或州的自治权大。但是，它仍然是一种主权权利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
二、邓小平理论中的人权保护原理
人权是指作为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人享用这种权利和自由不能因种族、民族、肤色、宗教、出身、财产、文化或其他身分等的不同而受到歧视，它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作为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全世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经常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对此，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保护人权的，中国人民所享有的人权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享受人权的主体和人权的范围具有广泛性;中国人民的人权不受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限制而为全社会的人所享有，具有公平性;国家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对人权的实现予以充分保障，使中国人民享有的人权具有真实性。而资产阶级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是金钱特权，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之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财富占有总量越来越少，因而“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⑦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西方国家的“人权”与我们讲的人权的本质区别。
针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要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⑧这里所说的国权，实际上就是指的国家主权。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权问题的一系列谈话说明：国家主权与人权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国家主权是实现人权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没有国家主权，就根本不可能有人权可言。主权高于人权，主权是国家的重要属性和最本质特征，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
三、邓小平理论中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理
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英雄志士为这一传统不惜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港、澳、台地区与祖国的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香港还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中国，必然导致港、澳、台地区的剧烈社会动荡，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中国，让大陆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不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⑨因此，统一祖国不能采取传统的“一国一制”的方法，必须另辟溪径。如果说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互相交流和渗透，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一个地球，两种制度”，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应该能够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就应该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因此，对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开创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要处理好“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一国两制”下的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这也是 “一国两制”下解决国际争端新模式的特点之一。
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 “一国一制”，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注释:
①④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88、331、208页。
②[奥]基菲德罗斯等著：《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
③《奥本海国际法》1946年第7版，第1卷，第409页。转引自赵理海著：《当代国际法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⑤[美]威罗贝:《国家的性质的研究》，转引自邓正来编：《王铁涯文选》，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页。
本文首次发表于《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1、2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追究违法审判责任若干问题分析
周 志 刚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各地法院开始试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后逐步在全国法院推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级法院施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下发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审判纪律处分办法）。从实践中运行的情况看，对增强审判人员的严肃执法意识和业务素质，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的某些规定比较原则和概括，不同的法院也还有认识不统一的地方，导致在执行中各行其是，影响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笔者在本文中试就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若干问题作些分析，求教于诸位同仁，并期望对正确理解和施行最高法院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有所裨益。
一、对二审改判后确认一审为错误裁判的是否应当追究责任？
在最高法院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中，规定了“监察部门应当从二审、审判监督中发现审判人员违法审判的线索”，结合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追究责任的范围包括“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错误裁判的。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审、二审或是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能出现错误裁判。对于二审改判后确认一审为错误裁判的，应当追究一审办案人员的违法审判责任。但在实践中，有的法院在追究违法审判责任时，只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而不包括一审后上诉、抗诉的案件。部分审判人员甚至法院领导，思想上还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对于一审作出的裁判，如果出现了上诉、抗诉的情况，该裁判就没发生法律效力，没生效就无所谓对错，如果没有其他违反廉政纪律的行为，就不应该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由一审法院作出的错误裁判，虽然基于上诉、抗诉而没有生效，但毕竟有损于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设想一下，如果不对一审裁判错误的案件追究责任，那么将纵容一些法官随意乱判，枉法裁判者在钻空子后也可以轻易逃避追究，在一审程序中错误裁判的发生率将会大大增加。即使案件最后经二审改判了，但整个社会对法院一审裁判的正确性将普遍失去信任感，上诉、抗诉将成为家常便饭，当事人由于诉累增加将埋怨指责法院，二审法院也将不堪重负。故而，笔者认为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范围应当包括二审改判的案件，这有利于增强一审法官的责任心，促进一审案件质量的提高，而最终结果是上诉率、抗诉率以及二审改判率的降低，这无疑是有助于树立司法公正形象的。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二审改判的案件均要追究责任。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则应当把握：第一，什么属于错误裁判，虽然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但依据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一般是指：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不予立案受理的，或者对依法不应当受理的案件予以立案受理的，或者违反法定管辖权受理案件的；刑事案件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由于定性错误或违反法定量刑幅度、法定情节导致处刑畸轻畸重的；民事、行政案件的主要事实失实，是非责任颠倒的；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处结果明显不当的；强迫当事人接受显失公正的调解协议，或者胁迫、诱使当事人撤诉的。一审案件因为有以上情形而被二审改判的，应当认定为是错误裁判。此外，对于因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严重违反诉讼程序而被发回重审的案件，一般也被视为错误裁判。不属于上述情形的二审改判，诸如刑事案件不改变刑事处罚而只是对罪名的变更、对被告人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的改判；民事案件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基于自由裁量权而在有关金额上的变更（最典型的如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改判），在当事人承担责任份额上的调整（如将三七开改成四六开或者二八开），这些不应当算错误裁判，也谈不上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第二，即使属于上述被认定为错误裁判的情形，也还有免除责任的例外。按照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判人员不承担责任：因对法律、法规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因出现新的证据而改变裁判的；因国家法律的修订或者政策调整而改变裁判的；其他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同理，对于经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的案件，在追究违法审判责任时也应当按照上述两个原则来处理。
二、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怎样追究责任？
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主要表现为：审判人员主观臆断、盲目轻信或因对有关法律、法规不熟悉、认识分析能力不强等业务素质方面的原因，导致裁判错误，尽管主观上没有错判的故意，但客观上造成了错误裁判结果的发生。最高法院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属于追究范围，审判纪律处分办法更是明确了“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很显然，如果对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情形不予追究，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审判人员主观上的故意较难判断，大家纷纷以过失为借口，逃避责任追究。故而，对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人员应当依法追究责任。但是，又不能对所有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情形均追究责任，因为即使是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法官，也难以保证其作出的裁判百分之百地都正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法官在案件处理上的过失，在一定限度内应当予以豁免。因而，笔者认为最高法院两个办法中关于追究过失办理错案的责任限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规定，是合理和恰当的。但是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个具体问题值得研究分析，这就是在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中，有“因对法律、法规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审判人员不承担责任的规定。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是一个界限并不很确定的概念，绝大多数的错误裁判均可能以此作为“挡箭牌”来推卸责任，造成最后无人负责的局面。对此，笔者的思考和建议是：第一，由于上述“认识上的偏差”导致裁判错误的，应该属于“过失”的范畴，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诸如导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本来无罪而被判有罪或者本来有罪而被判无罪，民事、行政审判以及执行的错案导致当事人或者案外人遭受财产权、人身权的损害，甚至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引发群众集体上访、闹事等，则应当按照最高法院两个办法的规定追究责任，给予有关审判人员以警告至记大过的纪律处分。第二，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按照最高法院两个办法的规定，不追究违法审判责任，免予纪律处分。但对于有的错误裁判，比如，在刑事案件中超过法定量刑幅度的判处（畸轻或畸重），在民事案件中将甲方承担全部或明显主要责任判成乙方承担全部或明显主要责任（是非责任颠倒），因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程序违法而被发回重审的，如果均以“认识上的偏差”和未造成“严重后果”而免除审判人员的一切责任，则不利于审判人员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提高业务水平和审判质量，并且在加强监督、确保公正之声日盛的现实环境下，难免会遭至社会的非议。为此，可以制定诸如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有的又叫作案件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或者通过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度，对于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给予经济上的一定惩扣、取消当年评先（评优）和晋升资格、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等处罚，作为弥补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不足的一个配套措施，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三、对错误裁判经过怎样的程序来认定？
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决定是否错误，应当由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确认”。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的一般做法都是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来确认判决、裁定、决定是否错误（即是否属于错案），这一点没有异议。问题在于，审判委员会只是进行“确认”的组织，它本身不可能去对每一起错案线索进行调查并提出是否属于错案的初步审查意见。哪么由谁来承担发现错案和进行初查的职责呢？根据违法审判责任办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是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违法审判线索的收集、对违法审判责任进行调查以及对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笔者认为，如果不涉及对案件是否属于错案的认定，对其他的违法审判情形（主要是指违反廉政纪律或违反审判工作纪律的情形），可以由监察部门来承担收集线索、初步调查的职责。但是如果涉及是否属于错案的认定，由于要对所有二审改判和再审改判的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工作量不会小，加之专业性强，考虑到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少、专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较之于审判业务庭薄弱的情况，由监察部门来认定裁判是否错误，要么力不从心，要么难以胜任。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中还有这样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各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应当配合监察部门的工作，及时将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违法审判线索通知监察部门，并提供有关材料”。据此，笔者认为，可以总结一些法院在推行案件质量评查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中的成功经验，由审判监督庭承担对二审改判和再审改判案件的定期评查工作，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包括是否属于错案以及造成错案的原因），由审判委员会定夺。对确认为错案的，由监察室依照最高法院两个办法审查有关审判人员是否具有违法审判的情形，提出追究责任的意见，虽然不够追究违法审判责任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应当追究一定责任的，按照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案件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或者岗位目标责任制度予以追究，对不应当追究任何责任的情形，向有关审判业务庭和审判人员发出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书面意见。
笔者还建议，在确认错案过程中，作出认定和处理决定前，应当听取办案人员的申辩，而不是仅仅限于在作出错案认定和责任处理决定后可以提出异议（复议）。有的法院已经尝试在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错案时，允许案件主审人和合议庭其他成员参加，听取他们陈述理由，表明意见，通过“听证会”的形式来确认是否属于错案，体现了公开、民主的原则。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四、出现错误裁判时院长、庭长如何承担责任？
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院长、庭长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对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的错误不按照法定程序纠正，导致违法裁判的，院长、庭长、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有关人员均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审判纪律处分办法第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在履行职务中出现错误造成严重后果，主管领导负有责任的，应当追究主管领导相应的责任。”对于上述规定，有的法院在执行中搞“普遍连带责任”，凡出现错案均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副庭长、庭长、分管副院长直至院长“一网打尽”。对未参与案件研究或者未审批案件法律文书的院、庭两级主管领导，因其下属的审判人员出错，也要体现一下责任，至少给予一定的经济惩扣。笔者对此并不赞成。对于最高法院两个办法相关规定的理解，我个人认为，院长、庭长等主管领导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当限于参加了案件的研究（实践中可能是以审判长身份参加合议庭，也可能不是合议庭成员但主持或参与了案件的研究，还可能是作为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对案件的研究），或者是对案件的有关法律文书（包括判决、裁定、决定以及采取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措施的法律文书）进行了审批。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形的，不应当以“管理失职”为由追究连带责任。在当前深化审判方式和审判组织的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能，赋予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较大权限的情况下，依据“权力与责任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伴随”的基本原则，更应坚持责任自负的原则，做到既不株连无辜，又不使确实负有责任的人员逃避追究。当然，究竟院长、庭长与合议庭、独任审判员之间的权力（权利）、职责如何划分，还有待于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来加以明确，期待最高法院能早日制订出相关的规定。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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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学伟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并经各国协议公认的、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是国家产生、国际关系形成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间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包括的内容异常丰富。本文仅就邓小平理论中的三大国际法原理作一粗线条的概述，以期引起人们对邓小平理论中这方面问题的注意和研究。
一、邓小平理论中的国家主权原理
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或侵犯的最高权力。主权概念是欧洲16世纪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1577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1762年，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主权是公共意志的运用，具有不可转让与分割、完全绝对和神圣、完全不可侵犯的特性，并得出主权属于人民和建立共和国的结论。“国家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石，贯穿国际法始终，“国际主权原则”已经被公认为国际法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尽管在学术上，有的学者对主权这一概念颇多微词，但在实践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宣称放弃国家主权的。
在邓小平理论中，国家主权思想贯穿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征之一。可以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邓小平同志对国家主权原理的最杰出、最独特的阐释，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使这一阐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一代伟人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必然选择，又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正确选择。“一国两制”体现了主权的对外不可分割性和对内可分割性的原则。
1982年中英就香港问题举行谈判时，英方坚持历史上的三个条约继续有效，企图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①在主权问题上给英方以明确的回答。其后，英方又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以“香港的民意”、“维持香港繁荣稳定，需要英国人留下来”等“民意牌”、“经济牌”为借口，谋求“在承认中国主仅的条件下，由英国人继续像过去一样管治香港”，或由中英“联合治理”或“共管”香港。
但是，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国家主权包括国家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在对外方面，一国主权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完全自治构成国家主权的内侧，而独立则构成它的外侧”②。治权即行政管理权，是国家对所辖地区行使统治的权力，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行使属地优越权的直接表现形式，国家对其所属领土行使独占的、完全的管辖，其他国家的权力是不能到达的。英方对香港谋求“以主权换治权”，目的是要继续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对香港“共同保有，这些国家对这块领土和这块领土上的居民共同行使主权”③，无非还是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玩弄花招。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9月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提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l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④正是邓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的严正而明确的立场，使英国最后不得不改变立场，不再谋求英国“管治”或任何形式的“共管”，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了包括治权在内的完全的主权。
虽然主权在对外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对内方面则具有可分割性。美国著名公法学家威罗贝曾指出：“在理论上，国家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将其权力的行使委任给其他公共的团体，或甚至给其他国家；因此，在事实上，它可能只保留极少一些余下活动归其自己指挥，而还不损害其主权。国家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因而不受破坏”⑤。要实行“一国两制”，就必须在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通过授权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和终审权等方面的高度自治权，这些自治权不仅比内地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大，而且也比联邦制国家中的成员邦或州的自治权大。但是，它仍然是一种主权权利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
二、邓小平理论中的人权保护原理
人权是指作为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人享用这种权利和自由不能因种族、民族、肤色、宗教、出身、财产、文化或其他身分等的不同而受到歧视，它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作为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全世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经常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对此，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保护人权的，中国人民所享有的人权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享受人权的主体和人权的范围具有广泛性;中国人民的人权不受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限制而为全社会的人所享有，具有公平性;国家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对人权的实现予以充分保障，使中国人民享有的人权具有真实性。而资产阶级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是金钱特权，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之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财富占有总量越来越少，因而“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⑦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西方国家的“人权”与我们讲的人权的本质区别。
针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要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⑧这里所说的国权，实际上就是指的国家主权。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权问题的一系列谈话说明：国家主权与人权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国家主权是实现人权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没有国家主权，就根本不可能有人权可言。主权高于人权，主权是国家的重要属性和最本质特征，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
三、邓小平理论中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理
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英雄志士为这一传统不惜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港、澳、台地区与祖国的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香港还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中国，必然导致港、澳、台地区的剧烈社会动荡，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中国，让大陆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不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⑨因此，统一祖国不能采取传统的“一国一制”的方法，必须另辟溪径。如果说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互相交流和渗透，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一个地球，两种制度”，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应该能够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就应该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因此，对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开创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要处理好“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一国两制”下的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这也是 “一国两制”下解决国际争端新模式的特点之一。
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 “一国一制”，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注释:
①④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88、331、208页。
②[奥]基菲德罗斯等著：《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
③《奥本海国际法》1946年第7版，第1卷，第409页。转引自赵理海著：《当代国际法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⑤[美]威罗贝:《国家的性质的研究》，转引自邓正来编：《王铁涯文选》，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页。
本文首次发表于《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1、2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追究违法审判责任若干问题分析
周 志 刚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各地法院开始试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后逐步在全国法院推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级法院施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下发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审判纪律处分办法）。从实践中运行的情况看，对增强审判人员的严肃执法意识和业务素质，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的某些规定比较原则和概括，不同的法院也还有认识不统一的地方，导致在执行中各行其是，影响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笔者在本文中试就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若干问题作些分析，求教于诸位同仁，并期望对正确理解和施行最高法院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有所裨益。
一、对二审改判后确认一审为错误裁判的是否应当追究责任？
在最高法院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中，规定了“监察部门应当从二审、审判监督中发现审判人员违法审判的线索”，结合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追究责任的范围包括“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错误裁判的。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审、二审或是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能出现错误裁判。对于二审改判后确认一审为错误裁判的，应当追究一审办案人员的违法审判责任。但在实践中，有的法院在追究违法审判责任时，只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而不包括一审后上诉、抗诉的案件。部分审判人员甚至法院领导，思想上还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对于一审作出的裁判，如果出现了上诉、抗诉的情况，该裁判就没发生法律效力，没生效就无所谓对错，如果没有其他违反廉政纪律的行为，就不应该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由一审法院作出的错误裁判，虽然基于上诉、抗诉而没有生效，但毕竟有损于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设想一下，如果不对一审裁判错误的案件追究责任，那么将纵容一些法官随意乱判，枉法裁判者在钻空子后也可以轻易逃避追究，在一审程序中错误裁判的发生率将会大大增加。即使案件最后经二审改判了，但整个社会对法院一审裁判的正确性将普遍失去信任感，上诉、抗诉将成为家常便饭，当事人由于诉累增加将埋怨指责法院，二审法院也将不堪重负。故而，笔者认为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范围应当包括二审改判的案件，这有利于增强一审法官的责任心，促进一审案件质量的提高，而最终结果是上诉率、抗诉率以及二审改判率的降低，这无疑是有助于树立司法公正形象的。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二审改判的案件均要追究责任。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则应当把握：第一，什么属于错误裁判，虽然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但依据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一般是指：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不予立案受理的，或者对依法不应当受理的案件予以立案受理的，或者违反法定管辖权受理案件的；刑事案件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由于定性错误或违反法定量刑幅度、法定情节导致处刑畸轻畸重的；民事、行政案件的主要事实失实，是非责任颠倒的；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处结果明显不当的；强迫当事人接受显失公正的调解协议，或者胁迫、诱使当事人撤诉的。一审案件因为有以上情形而被二审改判的，应当认定为是错误裁判。此外，对于因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严重违反诉讼程序而被发回重审的案件，一般也被视为错误裁判。不属于上述情形的二审改判，诸如刑事案件不改变刑事处罚而只是对罪名的变更、对被告人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的改判；民事案件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基于自由裁量权而在有关金额上的变更（最典型的如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改判），在当事人承担责任份额上的调整（如将三七开改成四六开或者二八开），这些不应当算错误裁判，也谈不上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第二，即使属于上述被认定为错误裁判的情形，也还有免除责任的例外。按照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判人员不承担责任：因对法律、法规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因出现新的证据而改变裁判的；因国家法律的修订或者政策调整而改变裁判的；其他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同理，对于经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的案件，在追究违法审判责任时也应当按照上述两个原则来处理。
二、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怎样追究责任？
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主要表现为：审判人员主观臆断、盲目轻信或因对有关法律、法规不熟悉、认识分析能力不强等业务素质方面的原因，导致裁判错误，尽管主观上没有错判的故意，但客观上造成了错误裁判结果的发生。最高法院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属于追究范围，审判纪律处分办法更是明确了“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很显然，如果对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情形不予追究，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审判人员主观上的故意较难判断，大家纷纷以过失为借口，逃避责任追究。故而，对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人员应当依法追究责任。但是，又不能对所有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情形均追究责任，因为即使是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法官，也难以保证其作出的裁判百分之百地都正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法官在案件处理上的过失，在一定限度内应当予以豁免。因而，笔者认为最高法院两个办法中关于追究过失办理错案的责任限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规定，是合理和恰当的。但是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个具体问题值得研究分析，这就是在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中，有“因对法律、法规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审判人员不承担责任的规定。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是一个界限并不很确定的概念，绝大多数的错误裁判均可能以此作为“挡箭牌”来推卸责任，造成最后无人负责的局面。对此，笔者的思考和建议是：第一，由于上述“认识上的偏差”导致裁判错误的，应该属于“过失”的范畴，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诸如导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本来无罪而被判有罪或者本来有罪而被判无罪，民事、行政审判以及执行的错案导致当事人或者案外人遭受财产权、人身权的损害，甚至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引发群众集体上访、闹事等，则应当按照最高法院两个办法的规定追究责任，给予有关审判人员以警告至记大过的纪律处分。第二，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按照最高法院两个办法的规定，不追究违法审判责任，免予纪律处分。但对于有的错误裁判，比如，在刑事案件中超过法定量刑幅度的判处（畸轻或畸重），在民事案件中将甲方承担全部或明显主要责任判成乙方承担全部或明显主要责任（是非责任颠倒），因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程序违法而被发回重审的，如果均以“认识上的偏差”和未造成“严重后果”而免除审判人员的一切责任，则不利于审判人员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提高业务水平和审判质量，并且在加强监督、确保公正之声日盛的现实环境下，难免会遭至社会的非议。为此，可以制定诸如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有的又叫作案件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或者通过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度，对于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给予经济上的一定惩扣、取消当年评先（评优）和晋升资格、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等处罚，作为弥补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不足的一个配套措施，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三、对错误裁判经过怎样的程序来认定？
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决定是否错误，应当由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确认”。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的一般做法都是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来确认判决、裁定、决定是否错误（即是否属于错案），这一点没有异议。问题在于，审判委员会只是进行“确认”的组织，它本身不可能去对每一起错案线索进行调查并提出是否属于错案的初步审查意见。哪么由谁来承担发现错案和进行初查的职责呢？根据违法审判责任办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是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违法审判线索的收集、对违法审判责任进行调查以及对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笔者认为，如果不涉及对案件是否属于错案的认定，对其他的违法审判情形（主要是指违反廉政纪律或违反审判工作纪律的情形），可以由监察部门来承担收集线索、初步调查的职责。但是如果涉及是否属于错案的认定，由于要对所有二审改判和再审改判的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工作量不会小，加之专业性强，考虑到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少、专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较之于审判业务庭薄弱的情况，由监察部门来认定裁判是否错误，要么力不从心，要么难以胜任。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中还有这样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各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应当配合监察部门的工作，及时将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违法审判线索通知监察部门，并提供有关材料”。据此，笔者认为，可以总结一些法院在推行案件质量评查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中的成功经验，由审判监督庭承担对二审改判和再审改判案件的定期评查工作，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包括是否属于错案以及造成错案的原因），由审判委员会定夺。对确认为错案的，由监察室依照最高法院两个办法审查有关审判人员是否具有违法审判的情形，提出追究责任的意见，虽然不够追究违法审判责任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应当追究一定责任的，按照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案件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或者岗位目标责任制度予以追究，对不应当追究任何责任的情形，向有关审判业务庭和审判人员发出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书面意见。
笔者还建议，在确认错案过程中，作出认定和处理决定前，应当听取办案人员的申辩，而不是仅仅限于在作出错案认定和责任处理决定后可以提出异议（复议）。有的法院已经尝试在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错案时，允许案件主审人和合议庭其他成员参加，听取他们陈述理由，表明意见，通过“听证会”的形式来确认是否属于错案，体现了公开、民主的原则。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四、出现错误裁判时院长、庭长如何承担责任？
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院长、庭长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对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的错误不按照法定程序纠正，导致违法裁判的，院长、庭长、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有关人员均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审判纪律处分办法第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在履行职务中出现错误造成严重后果，主管领导负有责任的，应当追究主管领导相应的责任。”对于上述规定，有的法院在执行中搞“普遍连带责任”，凡出现错案均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副庭长、庭长、分管副院长直至院长“一网打尽”。对未参与案件研究或者未审批案件法律文书的院、庭两级主管领导，因其下属的审判人员出错，也要体现一下责任，至少给予一定的经济惩扣。笔者对此并不赞成。对于最高法院两个办法相关规定的理解，我个人认为，院长、庭长等主管领导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当限于参加了案件的研究（实践中可能是以审判长身份参加合议庭，也可能不是合议庭成员但主持或参与了案件的研究，还可能是作为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对案件的研究），或者是对案件的有关法律文书（包括判决、裁定、决定以及采取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措施的法律文书）进行了审批。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形的，不应当以“管理失职”为由追究连带责任。在当前深化审判方式和审判组织的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能，赋予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较大权限的情况下，依据“权力与责任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伴随”的基本原则，更应坚持责任自负的原则，做到既不株连无辜，又不使确实负有责任的人员逃避追究。当然，究竟院长、庭长与合议庭、独任审判员之间的权力（权利）、职责如何划分，还有待于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来加以明确，期待最高法院能早日制订出相关的规定。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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