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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

何国保

一、案情简介：
某夜，嫌疑人刘某、吴某将割盗的铁路通信线交由汪某销赃得款105元，作三人吃喝花用。
两天后，刘某、吴某在汪某家里商量再去偷铜质电话线，汪某提出随同一块去，刘某阻止他说：你不要去了，在家等我们，我们偷回来你还要负责去卖掉。并要汪某准备4只蛇皮口袋装电话线。（未讲明去哪儿偷电话线，汪某也未问）。当晚刘、吴就睡在汪某家里。
凌晨1时许，刘某、吴某携带老虎钳及汪某准备的4只蛇皮口袋从汪某家中出发，来到皖赣铁道线198K+750-850m处，用老虎钳将该处正在使用的铁路通信线剪断，盗走6根100米长、重30多公斤的铜质通信线。致使铁路通信中断了73分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80元（铜质电话线的价值），间接经济损失4800余元（中断通信73分钟的损失）。后由汪某如约将铜质电话线销卖得款330元。刘某分得180元，吴某分得50元，汪某分得100元。

一、分岐意见：
该案中对刘某、吴某定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无异议，但对汪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产生了分岐，共有4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盗窃罪。司法实践中，对事先通谋，事后销赃的行为都作盗窃共犯论处的。本案中，尽管盗窃的赃物价值仅为880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的起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汪某事先与刘某、吴某通谋的是盗窃而非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因此，汪某只对盗窃价值880元电话线的行为负责，同时，也要对中断通信73分钟，造成间接经济损失4854元负责，属于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范畴，故应当对汪某以涉嫌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窝藏罪。汪某虽然事先与刘某、吴某通谋盗窃，但是盗窃数额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因而不构成盗窃犯罪。然而，汪某明知刘某、吴某是犯罪分子，而积极地为刘某、吴某提供隐藏居所，符合我国刑法第310条所规定的窝藏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种意见认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汪某虽然事先通谋，事后积极销赃，但盗窃价值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缺乏我国刑法对盗窃罪数额规定的要件；且对刘某、吴某割盗通信线后还未确认是犯罪分子（案发后才确认的），因而也缺少我国刑法对窝藏罪的构成要件，即明知是犯罪分子的要件。对照如包庇、窝赃、销赃等犯罪，汪某的行为又不符合其构成要件，因此不应认定为犯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应认定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汪某事先明知刘某、吴某盗窃电话线（因为第一次已销赃过），之后又积极销赃，并分得赃款100元。这整个行为可以揭示出汪某对刘某、吴某盗窃电话线是否是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线持放任的心理态度，因而具有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间接故意，其行为都围绕着总目标开展的，根据我国刑法中的共同故意犯罪理论，汪某的行为已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4种意见。具体理由是：
本案确有疑难之处。其疑难之一是共同故意的交叉。
刘某、吴某及汪某，虽然在盗窃电话线的行为上具有共同的故意性，但由于在实施犯罪行为中所采取的故意形态不同，即刘某、吴某采取的完全是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汪某采取的则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刑法对各自故意性质的限定不同，以致在犯罪故意上出现交叉情形，其表现在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上。
其疑难之二是共同故意的过限。
刘某、吴某及汪某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了超过原有的盗窃电话线的共同故意范围和限度。
但是，笔者以为：只要根据刑法的共同故意犯罪理论，对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这两个最本质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判断，就能反映出汪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共犯的内在联系。
(一)、对共同故意的分析判断：
1、从形式上看：汪某实施的是销赃，刘某和吴某实施的是割盗正在使用中的铁路通信线，三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故意可言。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较清晰地看出：
(1)、三人之间的共同故意从预谋开始就已形成。
三人经事先通谋盗窃电话线，并且明确分工，由刘某、吴某二人盗窃，汪某负责销赃。这就无疑形成了盗窃的共同故意。
(2)、超出原有的共同故意范围是能预料到的。
刘某、吴某携带老虎钳、爬电杆割盗明知是正在使用的铁路通信线，从而突破了原有的犯罪故意，使之延伸为新的犯罪故意，即危害公共安全。对于汪某来讲，从在家提供作案工具，等待赃物到来，好去销赃的过程，实际上具有了放任刘某、吴某实施特殊的盗窃行为，即造成铁路通信线中断结果的心理态度。尽管汪某当时的犯罪动机，只是贪财图利，只要偷到电话线，可以不管电话线是从仓库里偷的还是电线杆上剪的，但其危害结果是能预料到的。
2、从内容上看：汪某的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犯罪能得到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有机统一。
(1)、所谓认识因素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汪某在主动要求一起去盗窃电话线的主张被刘某婉言拒绝，并被分工提供作案工具、专门销赃后，针对第1次销赃时看到10.5公斤铜质电话线绕圈参差不齐，有旧有新，断口新的情况后，明知刘某、吴某两人可能盗割正在使用的电话线而放任其结果发生，而客观事实就是这种结果的必然发生。
(2)、所谓意志因素是指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即对结果听之任之，无所谓的态度。汪某对造成铁路通信中断的危害结果发生采取纵容、任其自然的态度。如果发生危害结果并不违背汪某的本意，不发生也不感到惋惜和懊恼，处于不能肯定的状态。既不主动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也不是希望结果不发生，但又不去阻止结果的发生。在汪某看来，中断铁路通信的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为了追求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而放任了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从而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间接故意。
(二)、对共同犯罪行为的分析判断。
共同犯罪总是围绕着一个犯罪目的而展开犯罪活动的。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了超出原来的共同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就要分析各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都围绕共同犯罪，是否在共同犯罪行为中形成有机的统一。汪某为刘某、吴某提供蛇皮口袋，后又等待赃物，并直接按照分工外出销赃，分得的赃款要比直接实施割盗通信线的吴某高出一倍。这些行为是整个特殊盗窃案件，即危害结果在客观上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中的一个不可忽缺的环节，形成了有机统一，因而应对其超出盗窃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项规定：盗窃公用电信设施价值数额不大，但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2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汪某虽然盗窃数额不大，但在共同犯罪故意上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中断通信的危害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并在共同犯罪行为上实施了整个犯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构成破坏电信设施罪往往又是以危害结果来认定的。因此，汪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


河南“彭宇”案：媒体报道应重证据讲客观

戚谦


　　被媒体称为河南“彭宇”案的被告李凯强已经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尚未生效。

　　简单回顾一下半个月以来，媒体面对此事的不同反应，或许能让我们洞察媒体舆论监督的是与非。媒体声音是否客观，是否让当事人双方都发出了本该发出的声音，是否进行了不适当的“屏蔽”与“过滤”？

　　2010年1月8日，郑州某报以《“路上有老人摔倒你敢扶吗？”“南京彭宇案”可能出现郑州版，法院判扶起老人的19岁小伙赔偿7万多元》的醒目标题刊发了报道。

　　该报道刊发了被告李凯强的版本一“我是看她摔倒了，过去扶她起来”和原告宋林的版本二“我不会讹人”。

　　据报道，李凯强称：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感觉后面有东西蹭上他的车了，我毫不犹豫地过去扶她。

　　而宋林称：李凯强车后座上还带一女的，违反禁行规定超速急行，他的车把狠狠地撞到了她的腰部，将其连人带车撞倒在地，上身就压靠在车前轮上，将电动车车轮挤得紧靠柱子西北侧，当时电动车没法走了。李凯强和同行的女的从车上下来后，女的将压在我腿上的自行车搬起，向西北推了有3米多远。李凯强随后连拖带扯将她移向偏西北有2米多，又迅速驾驶电动车逃跑有10多米远，后被3个过路的给拦住了，李凯强才没有“逃走”。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是“活雷锋”还是“肇事者”》的报道中，李凯强承认双方发生了“相撞”，这个事实已经明确。这与没有发生相撞而主动上前帮扶倒地的基础事实不同。

　　从郑州某报报道的当事人陈述中明显看出，李凯强是否“救人”存在严重争议，尚无证据证明。郑州晚报尽管报道有当事双方的两种说法，但其《“路上有老人摔倒你敢扶吗？”“南京彭宇案”可能出现郑州版，法院判扶起老人的19岁小伙赔偿7万多元》的标题，已经擅自将事实定性为“是摔倒的”，还故意曲解认为“法院判扶起”。而实际上，法院只认定发生了交通事故，引用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无法查证”。

　　媒体的此次报道，给人的感觉，似乎事实就是李凯强去“救”宋林，而非宋林所说的“撞”人。另外，媒体记者居然“忽略”了宋林关于“真正”事故现场的“连拖带扯后试图逃走”说法，也没有去深入采访一下交警部门。同时，媒体将此事与几年前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相提并论，更是吸引眼球。

　　随后，该报道被不少网络媒体转载。有倾向性的媒体报道自然引发了不少人先入为主的“联想”，更让人概叹“好人难做”。

　　但是，也有不少媒体发出了相对客观的声音。

　　1月9日，新华社刊发《是“肇事者”还是“活雷锋” 郑州一交通事故判决案引争议》的文章，报道则较为客观。

　　中国青年报1月12日刊发署名文章《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只能制造矛盾》，认为“虽然不能排除个别情况下的‘碰瓷’和‘讹人’现象的发生，但一遇到类似情况就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助人为乐’，不知不觉地把对方假定为‘讹诈者’，并不是对待问题的理性方式”。

　　青年时报发表该报评论员翟春阳的《是什么让“彭宇案”谬种流传》评论文章，该文明确指出：“彭宇案”后，老人倒地没人扶，但到底是谁搞坏了世道人心？与其说是司法，不如说是媒体。不管是对彭宇案还是对李凯强案，媒体的报道都是选择性的，或倾向性的，而没有呈现全部的真相。在此需要质疑的是媒体的智慧，怎么会失去了最简单的判断能力；也许媒体并不低能，而是下意识里就存在着某种倾向性，倾向把这个事件写成“彭宇案”，而只有写成彭宇案，才足够吸引眼球。老人受伤，责任在谁？媒体报道给不出真相，然而却有意往“恩将仇报”、“好人没好报”上引。

　　为什么在这两个事件中，媒体和普通大众都倾向于站在彭宇以及李凯强一边，坚定地认定他们就是“做好事被冤枉”？这种坚定，似乎更多的缘于媒体报道先入为主，缺乏客观和全面，只以道德审判事实和法律，而摒弃了根本的证据。

　　伸张正义也好，行使公众知情权也罢，都不能仅仅依靠道德，而只能让证据说话。

　　李凯强案，是“活雷锋”还是“肇事者”？

　　真相受人期待，法律需要证据。


　　（作者：戚谦 ，开物律师集团（郑州）事务所律师，手机：13837159892，QQ律师网http://www.qqlawy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