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道路交通安全法》框架下的交通事故认定/王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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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抗辩与合同无效的认定

一、恶意抗辩的涵义、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
抗辩权主要是指基于实体法上的规定而享有的对抗对方请求权的一种权利。所谓恶意抗辩，指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而针对对方的请求提出抗辩，实际上是一种滥用抗辩权的行为。[1] 当前在合同纠纷诉讼中，经常会遇到这种通过恶意抗辩而逃避承担违约责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当中，恶意抗辩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以拒绝履行合同；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有意不履行合同，待对方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合同时，再针对对方诉求提出抗辩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导致恶意抗辩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原因就是在合同签定以后，发生了一些事由，导致一方当事人不愿再继续履行原合同，从而借恶意抗辩来否认合同的效力以达到逃避合同责任或追求更大利益的目的。试举两个例子说明：例一、我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甲为其母乙购买一份意外险，乙系文盲，未书面认可该合同，但某保险公司仍承保并出具报单。后乙死亡，甲要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属无效合同，并拒绝支付保险金。例二、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某房地产开发商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隐瞒该事实，与大量购房者签定了购房合同。后因房假大幅上涨，该开发商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购房者签定的购房合同无效。例一、例二都属于比较典型的恶意抗辩，其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逃避合同义务，避免承担责任和追求额外的利益。
二、司法实践中恶意抗辩不应得到支持：
对于恶意抗辩行为能不能支持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就此做出司法解释。由于我国法律对恶意抗辩缺乏限制，恶意抗辩的案例时有发生，由于法律规定的缺乏又同时导致了审判实践中的混乱，因此，明确对恶意抗辩的观点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恶意抗辩不应得到支持，主要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恶意抗辩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抗辩行为人的行为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不应得到支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当事人在一些特定事由发生后或是与对方当事人发生纠纷以后，常常为了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避免承担合同责任而找出各种理由来主张合同无效，这种状况不利于合同的严守，也不利于强化交易中的诚信观念。恶意抗辩通常都表现为一方在原先签约基础与事实发生变化后，公然的承认自己违法、欺诈，并以此来主张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合同无效追求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这样的行为和诚信原则完全是对立的，这种恶意抗辩行为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理应驳回。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原则中的帝王条款，对该原则的遵守同时也体现了民事主体基本的商业道德。如果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却仍然从事该行为，事后又因为这份合同的履行对其不利而主张合同无效以逃避合同义务，其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此类行为予以支持，无异于鼓励不诚信，在我国这样一个诚信意思尚不够强的国家实行此种制度，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就会促使人们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8]
　　 其次，支持恶意抗辩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提倡社会公共道德。确认合同无效体现了国家对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制度主要是防止、制裁违法行为。而在恶意抗辩情形下，违法行为人是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笔者认为，这样就根本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如果恶意抗辩得到支持，那么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支持，相反违法行为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还将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正是象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乃是一种奇怪的法律。”[3]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允许当事人通过恶意抗辩逃避责任，不仅严重背离法律的价值取向，且必将极大的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如前述保险法五十六条的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避免在被保险人人身上发生的道德风险，从立法目的和宗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规定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管理性的要求，对这一规定的正确理解应当是说保险公司在签发保单前应尽审查义务，以防止投保人恶意投保，事后为取得保险金而恶意伤害被保险人。因此，笔者认为只有被保险人才能主张非被保险人亲自签名从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保险公司都不得以此主张合同无效。如果对保险公司的恶意抗辩行为给予肯
定，则不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的行为人。
　　再者，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实际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因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一旦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便认为合同有效，如果这种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够成立，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4]
在我们的司法活动中，如果恶意抗辩一方的诉求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其他民事主体将群起效仿，这将极大的损害诚信和公平原则在整个社会的认知度，这与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三、完善立法可防止、减少和遏制恶意抗辩
合同法实施前的无效合同制度，过于强调国家干预，导致司法实践中确认无效合同的范围过于宽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甚至政府部门制定的红头文件，都可能成为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在这样的制度下，当事人恶意抗辩并获得支持的情形不在少数。
　　新的合同法突出并强调了合同法的私法属性，淡化了国家公权力对合同的干预，极大的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和外延。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不是所有违法行为都会导致合同无效，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法同时还规定，非根本性条款欠缺的合同在补救后可继续履行；合同法同时设立了可撤销合同制度、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使得意思表示不真实及主体不合格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解决了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可以说，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则更鲜明地体现了合同法尽可能的缩小无效合同范围的立法宗旨。
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恶意抗辩，但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无效合同范围的限缩以及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但是，现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不能完全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如前所述，合同法52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什么样的规定才属于“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并界定“强制性规定”，不同的主体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仍可能对合同效力作出不同的认定，则仍将很难从立法上控制无效合同范围的扩大化，恶意抗辩也就同样不可避免。
　　现在，很多学者对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做了进一步的分类，将其分为取缔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两类。取缔性规定又称管理性规定，其设立目的主要是加强公权力对某类行为的监管。违反取缔性规定但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对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主体可以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但不能因此否认合同的有效性。如果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那它就是无效的。效力性规定就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符合这些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将导致不成立或无效的。按照这一分类方法来确认合同效力，许多关于合同无效的争论将会自动终止，恶意抗辩也将得到更有效的遏止。
　　当然，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应尽快从立法上明确制止滥用无效合同宣告权的恶意抗辩行为。辽宁高院以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该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3条第2款已做出了反对恶意抗辩的规定“在当事人一方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中，越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另一方当事人为善意、无过失，此种情况下，如果越权行为人主动提出确认合同无效，则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四、小结
恶意抗辩产生的主观原因是利益驱使，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客观上给恶意抗辩提供了土壤。恶意抗辩不符合基本的诚信原则，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得到支持。我们应不断完善法律，加强诚信教育，从根本上遏止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以维护法律的庄严，并切实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的利益。
（作者：福建厦门今朝律师事务所 张建平律师）
[1]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2]参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3]方流芳：《从王海现象看受欺诈人的法律救济问题》，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
[4]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现代社会家长权的嬗变

杨 戬
（河南大学 教务处， 河南 开封 475001）

内 容 摘 要：家长，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细胞——家庭的代表，对家庭的稳定和有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确定家长的权利对现代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家长权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说明起源于罗马法上的家长权在社会经济、生活等各方面条件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是以如何的样态存在，并就我国民法典中家长权的制度设计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 键 词： 家长权 惩戒权 亲属会议

一、家长权的源起及发达

家长权，乃是作为一家之长应有之权利。欲准确理解家长权的意义，必先科学界定家庭之内涵。当前对家庭的概念有着相当混乱的认识，以至造成了许多误解。首先，应当清楚的认识到，家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与政治机制和国家权力相关联的家，我们称之为政治家庭或社会家庭；另一种是我们经常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家庭，称之为自然家庭。就第一种含义而言，家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及扩展。国家出现之后，最高政治机关并不是对个人直接发施号令，而是通过某些中介团体行使其权力，如诸侯和城邦（即使在今天，国家权利也是层层下达，不过中介的形式不同而已），而家就是这种团体链条中最基础的一环。它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第二种意义上的家庭才是我们现代所谈到的家庭，此类家庭乃是人类为共同生活之必要而组成，以弥补单个个体应对社会生活变动之不足，二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毋庸置疑，在古代社会，第一种意义上的家庭即政治家庭占了统治地位，自然家庭几无可立足之地，东西方社会的发展史都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在罗马时代，家就是靠宗亲关系这条纽带而将亲属联合在一起的人的团体，而且往往是单纯权利联合，其结构和功能，就是一人对他人行使管理的权力，以实现比维护单个家庭的秩序更高的宗旨。就我国而言，从氏族社会开始，个人就是整个氏族的一分子，氏族建立的基础就是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个人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乃是整个团体的分支。氏族瓦解后，逐渐形成了以家长为本位的封建大家庭制度，个人甚至某个自然家庭均从属某一宗族或分族，根本没有独立之地位。这时的自然家庭宛如依附于政治家庭羽翼下的稚鸟，不能独立且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在社会家庭处于统治地位，家庭的宗旨在于更高的秩序的情况下，必然要求家的管理模式类似于国家组织，有一定的集权，这样家才可能完成此一历史使命。单个家庭必须服从某一个人的权力、品格和权威，于是简章自然就产生了。家长就是管理家庭之人，罗马法上称之为家父，我国称之为族长。由于此时的家庭又社会目的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能，家长权也就是类似于行政管理权的“权力”，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支配权。无论是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还是和其他人的外部关系，家长都享有崇高的主宰权，而国家也尊重有时甚至故意维持这种权力。特别是在历史变动时期（如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还需要寻求家族权力的支持。在罗马法上，这一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以至于“整个真正的罗马时代，罗马私法就是家父或家长的法”，[1](P115)这一时期，家长权是极为广泛和强大的，甚至在整个家族内类似于“皇权”，主要表现在：
1．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家长对于整个家庭的财产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他是家庭财产的唯一主体，可以随心所欲的处置整个家庭财产。财产是家庭相对独立与国家的基础，也是家长绝对主宰权的基础，国家要想通过家庭贯彻其权力，必须尊重家长对整个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这种权利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但包括日常的一切用度、花销，收款放债，甚至死者遗产的继承处分，也概莫能外。当然，家长对于财产的权力并不绝对排除家庭成员偶然的财产权，如罗马法中的“特有产”，我国封建社会中也存在单个家庭成员拥有自己的财产的情况。但这些财产相对于家长权力下的财产，仅占有极少的数量。
2．对于家属人身的控制权。家长是整个家庭的行政长官兼法官，首先，对于家属的行为，家长可以决定，如是否可以外出经商，从事何种职业等。甚至婚姻大事，也要由父母决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反映了这种严格限制。其次，对于家属所犯的过错，家长有无限的惩戒权，可以用任何方式加以惩罚，包括采用监禁、肉刑甚至死刑。出租、出卖家属、子女的行为也时常有之，这在罗马法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家长权的实行也受到限制，但这只是个别的情况。
3．对于家庭仆役的权力。家长对于仆役（奴隶）更是拥有全部生杀夺的大权，甚至在早期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动物，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另外，罗马法上的家长还拥有诉权，即代替家属成员提起诉讼的权利。
从上面的这些权力可以看出，古代社会的家长权囊括了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无所不及，家长权在此达到了它的顶峰。

二、当代家长权的发展状况

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家长权发展到今天，已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日常生活中已很少再见到古代家庭式的大家庭，自然家庭则逐渐取而代之占据了主导地位，家长权也随之渐次削弱。究其原因，乃社会生活之变迁，使古代社会的大家庭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家庭不再是作为公权利的重要一环，而是为了共同生活之必要目的。然则社会的发展有其延续性，社会生活之变化，也非一日之功，家长权虽然削弱，当前社会仍有其存在之土壤，社会发展某方面仍然需要家长权的支撑。因此，家长权之立法，在当今社会仍属必要。当前各国关于家长权的立法主要有：
《瑞士民法典》第二编第九章为“家属共同生活”。其中第二节规定了家长权，“共同生活的成员，依照法律或约定或习惯有家长时，其家长有家长权，所有的血亲、姻亲或依契约受雇佣的人或因类似关系而与家庭共同生活的人，均需服从家长权”[2]。家长制定家规，支配亲属，同时保护家属身体上、精神上的利益。可见，瑞士有关家长权之规定，乃是以家庭共同生活之目的为本位，从其对家长义务的规定可以明显看出。
日本旧民法（1890）人事编第13章规定了“户主及家属”；明治民法（1896）第四编第2章“户主及家庭”中规定了户主的权利。依其规定，家是户主所统辖的亲属团体，家长对家属有相当大的权利。如：户主有家属入家、去家、转家之同意权；户主有变更时，旧户主之家属及亲属为新户主之家属；家属之婚姻或收养之同意权等。依上所述，可知户主权利极大。这主要是因为二战前的日本亲属法由于受封建影响较大，采取了家长权本位的立法，互助支配其家庭成员并掌握家庭的全部财产。但是，这些制度明显违背了平等自由的精神，同时也违背了现行日本宪法第24条的规定。所以，二战之后日本对第四编做了较大修改，也逐渐采取了共同生活为本位的立法。
韩国现行的民法也类似于日本旧民法的固定，其民法第四编第2章固定了“户主与家族”。其家的意义虽然属现代社会的家，但是其家长权仍带有过去公权的性质痕迹，如分家强制权，居所指定权，入家及去家同意权等，[3]户主的权利也相当的大，但总体上来说，还没有脱离私法规范的范围。韩国民法中的一些制度如长子继承制等虽然不同于日本旧民法，但性质与其相同，随着日本这部分立法的修改，韩国民法上关于家长权的规定也就成了传统意义色彩最强的一个。
我国是封建社会经历时间较长的国家，因此，我国家庭的立法也较注重家之公权。清末变法以来，沈家本起草的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第四编第二章第2节就规定了家长及家属。1925年的民国民法典草案也有家长及家属的规定。台湾现行民法典规定，“家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之生活团体”（1122条），规定了家务之管理（1125条）和家长应尽之义务（1126条），家长命令家属分离权（1128条）。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的家之规定也是以共同生活为本位，家长之权利也相对较小。大陆现行的民事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家长权方面的明确规定，笔者以为，应当加入这些内容。
综观上述各国立法，现代家长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家长共同财产的管理权。对于财产的管理权依然存在，因为家庭必然有公共财产，必须有一个有权威的人管理。但现代家庭的管理权与古代社会截然不同，家长不再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和随意的处理权，只是一定限度内为了整个家庭的利益而管理财产的权利。2、对家属特别是晚辈的人身管理权。这一权利主要是为了家属更好的生活、发展而对其进行的管理，包括一定限度的惩戒（如父母对子女的管教）和约束权。另外还包括对雇佣人员的管理权，雇员一般是由于某种和约关糸受雇于家庭，在家庭中从事某种劳务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家庭成员，但和家庭成员一样共同生活在家这个小团体中，所以，涉及到家庭的某些方面，他们也要服从家长的管理。3、居所指定权。家长与家属为共同生活，必有安身立命之所，一般来说，家长可有指定居所的权利。4、分家析产时财产的处分权。当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分为几个独立的家庭时，家长应对家庭的财产在分割时有一定的处分权。当然这种对分家时财产的处分权应当收到很大的限制，特别是在个人权利勃兴的今天，家庭成员对自己的财产都有绝对的权利。5、在有家属会议的地方，家长还有提议召开家属会议及相关的权利，家属会议也是适应大家族的情形需要产生的一种议事方式。
应当注意的是，当代家长仍有相当的权利，但与古代家庭相比，已不具有公法上的权利，仅为私法上的权利，并且领域也大大的缩小。同时，家长也不只享有权利，还肩负一定的义务。如为家庭之共同生活、为了家属集体利益的谨慎义务；对未成年人、禁治产人的监护义务；对家属的抚养义务；对财产的妥善保管义务等。这时的家长权虽然依旧存在，但已经是落日之余辉了。

三、家长权的演变趋势及我国的制度设计

自古至今，就社会演变的过程而言，是由庞大的家族、氏族制度进而到大家族制度，进而到小家庭，乃至个人主义。就个人对社会对家庭而言，乃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到崇尚人的自由与发展。因此，家庭的变化也就从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型家庭进而转化为为共同生活之目的的自然家庭。从罗马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是逐渐加强和明朗的。在有利于自然家庭的发展的新的社会经济、人文环境下，自然家庭中的维护两性见的关系、繁衍和教育关系等逐渐压倒了社会家庭中为了作为国家权利环节的家庭诸关系，这也是社会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
我国从清末以来，西学东渐，个人自由及平等思想也逐渐深入人心，家族式下的家庭也逐渐解体，当代虽仍然规定了家，却是以夫妻子女共同生活为核心的家庭，家中之诸关系，也远非昔比。适应这一大趋势，家长权的演变乃是逐渐弱化，从罗马法中类似于“皇权”的家长权到当今的衰退，正是这一趋势的进程。甚至，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笔者以为，家长权将趋于消亡，即从当前而言，当代各国规定的诸权利，虽有家长权之名，已无家长权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家庭的家长权是基于共同生活之目的而规定的，家长及家属已处于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地位，诸如财产管理权等权利，与其说是权利，毋宁说是义务，其对财产的管理、家属的惩戒，是为了整个家庭共同繁荣发展的目的，而较少为个人福祉考虑。因此，可以这样说，社会之演进之过程即为家长权消亡之过程。
但是，家长权之消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当前情况之下，家长权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前面已有论述。因此我国当前民法典的制定也可以考虑适当加入家长权的有关规定，关于具体的设计，笔者有如下浅见：
1．首先应当明白，我国家长权之立法，不宜集中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当中有关于人身权的规定，其他如继承法等法典也对家庭有部分规定，也就是说已经形成了这也既成事实，照顾这一现实情况，仍应当将家长权分散规定。
2．对于家长的成为上宜采用户主。我们平常生活中称之的家长，是一般生活意义上的，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当前我国户口登记及婚姻方面的立法，均将一家之主称为户主，而没有采用家长这一概念。其原因主要为当前家庭有逐渐缩小之趋势，仍采用家长已有不便，且用户主会更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故应采用户主。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先生对中国农村家长家庭状况的考察也印证了这一点。另外，关于户主的确认问题，并无大碍，原来之社会都是以男性为户主，随着现代文明的发达，女性也逐渐走向社会，因此，当前户主男女均可。但在现实生活中毕竟男性在生理上占有优势，比女性更能对社会生活之各种挑战，所以户主仍以男性居多。
3．户主权利的具体规定。在当前户主权利的具体规定上，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各国立法，笔者认为应当规定这几种权利：首先是户主对家庭享有日常生活和管理权，户主身为一家之主，为了家庭生活的有序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应当对整个家庭享有日常生活的管理权，如果不这样，整个家庭就会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对家庭成员也是不利的，因此，户主一定限定内管理家庭事务的权利是不可缺少的。其次，户主应当有惩戒权。所谓惩戒权就是指户主对家庭成员（现在一般是晚辈，确切的说是子女）的管理、教育权利。子女由于年龄幼小，智力尚不成熟，平时做事难免会有出格或有损家庭或自己利益之事，这时，为了维护家庭的利益和子女本人的利益，家长可对其实施一定的教育惩罚的权利 。但必须注意，惩戒权的实行必须要注意一定的限度，否则，就可能性造成对子女人身权的侵犯。另外还有就是，鉴于当前工作我国立法上很少有惩戒权这一说，可以考虑对这一权利用亲权的形式加以规定。最后，还应当规定户主的居所指定权，就是户主为整个家庭指定居所的权利。当代社会上之家庭，其居所大都是随家庭的主要支撑者即户主的居住而变动的，这主要是考虑到户主一般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有重要意义，家庭成员都要依赖之。
4．关于亲属会议。亲属会议就是一个家庭为了保护亲属的利益或其他特定事项的处理而由所亲属组成的会议。亲属会议一般为临时机关，但也有是常设机关的。罗马法上已经有亲属会议的规定，其目的在于防止亲权的滥用。以后法、德、意各国均有规定。我国古代也有类似亲属会议的规定，如亲族会等。作为一家之长的，户主一般在亲属会议上享有较大的权利。可以提议召开家属会议，可以否决家属会议的决定等。但笔者以为，当前我国户主权和有关规定不宜再规定家属会议。因为随着家庭规模和缩小，以前那种大的家族式的议事方式将不复存在，家庭有什么事情也不用再动用所有家属来决定，家族会议也就成了多余。诚然，在我国农村还存在此类大家族议事的方式，但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多是依据家族习惯来解决的，因此，也不必在法律上确认亲属会议。

行文至此，笔者关于家长权的认识及我国家长权的立法方式已基本表述清楚，但仍需说明的是，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组织体，其关系也是复杂的，还涉及到伦理等方面的许多问题，单靠法律的一些规定是不能完全解决家庭方面 的问题的，还有道德等许多约束，家长权也要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所以，必须在实践中逐步的完善各项制度，才能更好地使家庭这个社会细胞运作的更好，更有序。





参考文献：
[1]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瑞士民法典》,第331条.

[3]《韩国民法典》,第789条,79条,78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