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刘四根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4 19:00:20 浏览: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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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
刘四根 刘武波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人的当事人同意。第五十五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即代表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当于未被授予处分实体权利的诉讼代理人。
笔者认为这条规定的设定不符合现代司法精神。法律设定诉讼代表人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对法院来说是减少诉讼成本，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在诉讼实践中，因该条规定诉讼代表人的权限过于狭窄，因而不能体现出诉讼代表人的法律优越性。在诉讼中当事人要么就只办理了诉讼代表人推荐书，要么同时另行办理全权委托书。对只办理了推荐书的，因没有被代表人的授权，诉讼代表人在庭审中不能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不能参加法庭调解，这样一来，本来可以一次开完庭的拖延到二次、三次，可以当庭调解结案的结不了案，可以当庭宣判的不能宣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大多数当事人都会在办理推荐书的同时办理全权委托书，但这又显得多此一举。特别是法律规定每一个诉讼代表人又可以委托一至二个代理人，这尤显繁琐。另外，《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该条实际上已间接承认诉讼代表人的地位等同于全权代表。
当时立法之所以限定诉讼代表人的权限，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诉讼代表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互相勾结损害被代表人的合法利益和避免诉讼代表人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作出不利被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规范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来予以解决，即法律可以规定诉讼代表人在诉讼中应当善意地进行诉讼，如果发现代表人存在恶意的诉讼行为，被代表人可以不接受其诉讼结果，也即该诉讼结果对被代表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综上，笔者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及相关规定，赋予诉讼代表人相当于全权代理人的诉讼权利，这样也使得法律在整体上保持一致。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刘四根 刘武波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人的当事人同意。第五十五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即代表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当于未被授予处分实体权利的诉讼代理人。
笔者认为这条规定的设定不符合现代司法精神。法律设定诉讼代表人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对法院来说是减少诉讼成本，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在诉讼实践中，因该条规定诉讼代表人的权限过于狭窄，因而不能体现出诉讼代表人的法律优越性。在诉讼中当事人要么就只办理了诉讼代表人推荐书，要么同时另行办理全权委托书。对只办理了推荐书的，因没有被代表人的授权，诉讼代表人在庭审中不能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不能参加法庭调解，这样一来，本来可以一次开完庭的拖延到二次、三次，可以当庭调解结案的结不了案，可以当庭宣判的不能宣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大多数当事人都会在办理推荐书的同时办理全权委托书，但这又显得多此一举。特别是法律规定每一个诉讼代表人又可以委托一至二个代理人，这尤显繁琐。另外，《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该条实际上已间接承认诉讼代表人的地位等同于全权代表。
当时立法之所以限定诉讼代表人的权限，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诉讼代表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互相勾结损害被代表人的合法利益和避免诉讼代表人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作出不利被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规范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来予以解决，即法律可以规定诉讼代表人在诉讼中应当善意地进行诉讼，如果发现代表人存在恶意的诉讼行为，被代表人可以不接受其诉讼结果，也即该诉讼结果对被代表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综上，笔者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及相关规定，赋予诉讼代表人相当于全权代理人的诉讼权利，这样也使得法律在整体上保持一致。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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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分析
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
本溪市民防防灾救援暂行办法
（市政府令第99号 2002年12月13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城市整体防护能力，防范与减轻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灾害，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民防防灾救援，是指政府动员和组织群众采取防灾救灾措施，实施救援行动，防范与减轻灾害危害的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对重大火灾、水灾、地震等重大灾害；灾害性的化学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交通事故、建筑物与构筑物倒塌等重大事故的预防、应急救援及其相关的管理工作。本办法所称重大灾害、事故，是指一个防灾救援职能部门不能完全实施有效救援，须由政府组织社会救援力量进行跨灾种、跨行业联合救援的灾害和灾害性事故。
第四条 我市民防防灾救援工作由市人民政府领导，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设立民防指挥部，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防灾救援工作方针、政策；
（二）审查批准重大灾害及灾害性事故应急救援综合协调预案和其他有关预案及计划；
（三）指挥和调动社会救援力量，对重大灾害及灾害性事故实施应急救援；
（四）指导、监督、检查防灾救援工作；
（五）组织评估防灾救援效果。
第五条 市民防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民防办）是全市防灾救援工作的办事机构，负责全市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灾害的综合协调及其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并为市民防指挥部提供指挥场所、指挥通信和信息保障。经市民防指挥部授权对灾害、灾害性事故的预防和救援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消防、林业、水务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分别负责火灾、水灾的预防、应急救援工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法律规定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计划、规划建设、财政、公安、经贸、交通、房产、商业、民政、卫生、环境保护、气象等部门和电力、通信、铁路等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的防灾救援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防防灾救援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每年应按规定将民防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
第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获得民防保护的权利，都必须依法履行民防的义务。对在防灾救援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拟受市人民政府奖励的单位和个人，由参加救援的单位提出申请，经市民防办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因参加应急救援受伤、致残、牺牲的人员，其医疗、抚恤待遇，由其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因公（工）受伤、致残、牺牲的规定办理。
第二章 规划和预案
第九条 市、自治县（区）的公安、消防、林业、水务、地震、民政、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编制本行政区域的防灾救援建设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组织实施。
防灾救援建设规划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适时进行修订。
第十条 火灾、水灾、地震灾害和其他灾害，灾害性的交通事故、建筑物与构筑物倒塌事故和其他灾害性事故的防灾救援应急预案，由公安、消防、林业、水务、规划建设、地震、民政、房产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拟定，经各相关防灾救援指挥机构审定，报市民防指挥部备案。
重大灾害、灾害性事故应急救援综合协调预案和灾害性化学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等应急救援预案，市民防办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拟定，报市民防指挥部审定。
防灾救援通信保障方案由市民防办会同公用通信、电业、广播电视、公安、无线电管理等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经市民防指挥部确定为民防重点防护目标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制定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的应急抢险抢修方案，报市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应急抢险抢修方案同时报送市民防办备案。
第十二条 计划、财政、经贸、民政、商业、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防灾救援的需要，制定防灾救援物资保障计划，报市民防指挥部备案，并按计划做好物资储备。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防灾救援的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制定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三章 通信警报
第十四条 市民防办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民防指挥场所，建立、完善指挥自动化网络。
各有关部门应当无偿向民防部门提供防灾救援信息。
各级民防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收集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灾害、灾害性事故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并定期进行分析、研究，为本级民防指挥部防灾救援决策提供服务。
第十五条 防空警报系统应当承担防灾报警任务。民防部门和警报设置单位应按人民防空法和有关法规、规章加强警报系统的建设与管理。
第十六条 用于防灾预警、接收灾情信息、发放警报、应急救援指挥的专用线（电）路和频率，公用通信、电业、广播电视、公安、无线电管理等有关部门要优先保障、无偿提供。
第十七条 民防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状态。民防通信、警报设施不得擅自拆除。确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的，应当报市民防办批准。重建费用由拆除单位承担.
第四章 应急救援
第十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必须服从市民防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参加防灾应急救援行动。
第十九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民防需要，组建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
民防专业队伍由下列部门负责组建：
（一） 规划建设、公益事业、房产、电力、通信、铁路等部门和单位组建抢险抢修队；
（二） 卫生、医药部门组建医疗救护队；
（三） 公安、消防、林业部门组建治安队、消防队；
（四） 环保、化工、卫生等部门组建防化防疫队；
（五） 公用通信部门组建通信队；
（六）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调度安排运输车辆，组成运输队。
市应急救援特勤队由下列单位组建：
（一）市消防局、本钢集团公司、北方化工集团公司、市煤气公司分别组建化学事故应急救援特勤队；
（二）市卫生局组建医疗救护特勤队；
（三）市公安局组建交通治安特勤队。
第二十条 市民防指挥部确定的重要目标和重点灾害危险源单位，必须组建本单位的应急救援队伍，主要负责自救任务，并随时准备参加市民防指挥部组织的应急救援行动。
红十字会组织依法进行救护工作。
第二十一条 社会各种救援力量（包括可用于应急救援的装备器材），由市民防办负责统一登记备案，市民防指挥部根据应急救援需要随时调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瞒报救援力量。
第二十二条 各级民防部门应当会同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的组建部门，制定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训练、演练计划。
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的专业训练，由组建部门组织实施。
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的综合演练、演习，由民防部门与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综合演练、演习经费由民防部门负责保障。
第二十三条 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的装备、器材，由组建单位负责提供。其中特种的专用设备、器材由市民防指挥部负责保障。
第二十四条 灾害、灾害性事故发生时的应急救援工作，由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统一组织指挥；各防灾救援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实施。
第二十五条 发现灾害、灾害性事故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向相关防灾救援职能部门报告。
各防灾救援职能部门接到灾害或灾害性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并将情况向市民防值班室通报。
各防灾救援职能部门对出现的重大灾害或灾害性事故不能实施有效救援时，应及时报告民防指挥部，由民防指挥部组织实施救援。
受灾或者发生灾害性事故的单位，应当在报告的同时，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危害源，组织自救互救，并配合应急救援组织进行救援。
第二十六条 市民防办设立应急救援中心和应急救援值班室，向社会公布报警号码，实行全天时值班，受理重大灾害、事故报警。
第二十七条 各民防应急救援组织和社会其他救援组织应当按照民防指挥部的指令及时参加救援行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拖延。
第二十八条 根据救援需要，民防指挥部有权调用本行政区域内的救援物资器材。被调用的物资器材事后应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无法归还的，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第五章 民众防护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民防宣传教育，提高本市公民的防灾救灾意识。
各级民防办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民防宣传教育计划。
第三十条 在校学生的民防教育，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的民防教育，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
其他人员的民防教育，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等部门应当协助开展民防宣传教育。
各级民防办应当加强对民防宣传教育的督促、检查。
第三十一条 本市公民应当学习民防基本知识，接受民防基本技能培训，参加民防演练，增强自救互救的能力。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本单位人员进行疏散、自救互救等民防演练。各级民防办应当给予指导。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组织民防演练。
第三十二条 各级民防办根据公民自愿的原则，可以组织民防志愿者队伍。
民防志愿者的成员，应当参加专门的民防培训，按照要求参加应急救援活动。
民防志愿者队伍的组建、培训和参加应急救援活动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防办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对直接责任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可对直接责任人和单位有关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不落实综合预防措施而造成事故灾害的；
（二） 不按规定拟制防灾救援预案而造成后果的；
（三） 受灾或发生灾害、事故的单位或个人，不及时报告、报警，不采取紧急措施，不配合应急救援行动的；
（四） 不服从民防指挥部调动，贻误时机，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 谎报、瞒报、拒报应急救援人员、物资器材和救援情况。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除本办法已规定处罚的以外，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处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六条 各防灾救援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
本溪市民防防灾救援暂行办法
本溪市民防防灾救援暂行办法
（市政府令第99号 2002年12月13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城市整体防护能力，防范与减轻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灾害，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民防防灾救援，是指政府动员和组织群众采取防灾救灾措施，实施救援行动，防范与减轻灾害危害的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对重大火灾、水灾、地震等重大灾害；灾害性的化学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交通事故、建筑物与构筑物倒塌等重大事故的预防、应急救援及其相关的管理工作。本办法所称重大灾害、事故，是指一个防灾救援职能部门不能完全实施有效救援，须由政府组织社会救援力量进行跨灾种、跨行业联合救援的灾害和灾害性事故。
第四条 我市民防防灾救援工作由市人民政府领导，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设立民防指挥部，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防灾救援工作方针、政策；
（二）审查批准重大灾害及灾害性事故应急救援综合协调预案和其他有关预案及计划；
（三）指挥和调动社会救援力量，对重大灾害及灾害性事故实施应急救援；
（四）指导、监督、检查防灾救援工作；
（五）组织评估防灾救援效果。
第五条 市民防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民防办）是全市防灾救援工作的办事机构，负责全市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灾害的综合协调及其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并为市民防指挥部提供指挥场所、指挥通信和信息保障。经市民防指挥部授权对灾害、灾害性事故的预防和救援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消防、林业、水务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分别负责火灾、水灾的预防、应急救援工作；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法律规定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计划、规划建设、财政、公安、经贸、交通、房产、商业、民政、卫生、环境保护、气象等部门和电力、通信、铁路等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的防灾救援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防防灾救援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每年应按规定将民防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
第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获得民防保护的权利，都必须依法履行民防的义务。对在防灾救援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拟受市人民政府奖励的单位和个人，由参加救援的单位提出申请，经市民防办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因参加应急救援受伤、致残、牺牲的人员，其医疗、抚恤待遇，由其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因公（工）受伤、致残、牺牲的规定办理。
第二章 规划和预案
第九条 市、自治县（区）的公安、消防、林业、水务、地震、民政、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编制本行政区域的防灾救援建设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组织实施。
防灾救援建设规划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适时进行修订。
第十条 火灾、水灾、地震灾害和其他灾害，灾害性的交通事故、建筑物与构筑物倒塌事故和其他灾害性事故的防灾救援应急预案，由公安、消防、林业、水务、规划建设、地震、民政、房产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拟定，经各相关防灾救援指挥机构审定，报市民防指挥部备案。
重大灾害、灾害性事故应急救援综合协调预案和灾害性化学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等应急救援预案，市民防办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拟定，报市民防指挥部审定。
防灾救援通信保障方案由市民防办会同公用通信、电业、广播电视、公安、无线电管理等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经市民防指挥部确定为民防重点防护目标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制定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的应急抢险抢修方案，报市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应急抢险抢修方案同时报送市民防办备案。
第十二条 计划、财政、经贸、民政、商业、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防灾救援的需要，制定防灾救援物资保障计划，报市民防指挥部备案，并按计划做好物资储备。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防灾救援的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制定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三章 通信警报
第十四条 市民防办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民防指挥场所，建立、完善指挥自动化网络。
各有关部门应当无偿向民防部门提供防灾救援信息。
各级民防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收集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灾害、灾害性事故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并定期进行分析、研究，为本级民防指挥部防灾救援决策提供服务。
第十五条 防空警报系统应当承担防灾报警任务。民防部门和警报设置单位应按人民防空法和有关法规、规章加强警报系统的建设与管理。
第十六条 用于防灾预警、接收灾情信息、发放警报、应急救援指挥的专用线（电）路和频率，公用通信、电业、广播电视、公安、无线电管理等有关部门要优先保障、无偿提供。
第十七条 民防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状态。民防通信、警报设施不得擅自拆除。确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的，应当报市民防办批准。重建费用由拆除单位承担.
第四章 应急救援
第十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必须服从市民防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参加防灾应急救援行动。
第十九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民防需要，组建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
民防专业队伍由下列部门负责组建：
（一） 规划建设、公益事业、房产、电力、通信、铁路等部门和单位组建抢险抢修队；
（二） 卫生、医药部门组建医疗救护队；
（三） 公安、消防、林业部门组建治安队、消防队；
（四） 环保、化工、卫生等部门组建防化防疫队；
（五） 公用通信部门组建通信队；
（六）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调度安排运输车辆，组成运输队。
市应急救援特勤队由下列单位组建：
（一）市消防局、本钢集团公司、北方化工集团公司、市煤气公司分别组建化学事故应急救援特勤队；
（二）市卫生局组建医疗救护特勤队；
（三）市公安局组建交通治安特勤队。
第二十条 市民防指挥部确定的重要目标和重点灾害危险源单位，必须组建本单位的应急救援队伍，主要负责自救任务，并随时准备参加市民防指挥部组织的应急救援行动。
红十字会组织依法进行救护工作。
第二十一条 社会各种救援力量（包括可用于应急救援的装备器材），由市民防办负责统一登记备案，市民防指挥部根据应急救援需要随时调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瞒报救援力量。
第二十二条 各级民防部门应当会同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的组建部门，制定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训练、演练计划。
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的专业训练，由组建部门组织实施。
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的综合演练、演习，由民防部门与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综合演练、演习经费由民防部门负责保障。
第二十三条 民防专业队伍和应急救援特勤队的装备、器材，由组建单位负责提供。其中特种的专用设备、器材由市民防指挥部负责保障。
第二十四条 灾害、灾害性事故发生时的应急救援工作，由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统一组织指挥；各防灾救援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实施。
第二十五条 发现灾害、灾害性事故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向相关防灾救援职能部门报告。
各防灾救援职能部门接到灾害或灾害性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并将情况向市民防值班室通报。
各防灾救援职能部门对出现的重大灾害或灾害性事故不能实施有效救援时，应及时报告民防指挥部，由民防指挥部组织实施救援。
受灾或者发生灾害性事故的单位，应当在报告的同时，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危害源，组织自救互救，并配合应急救援组织进行救援。
第二十六条 市民防办设立应急救援中心和应急救援值班室，向社会公布报警号码，实行全天时值班，受理重大灾害、事故报警。
第二十七条 各民防应急救援组织和社会其他救援组织应当按照民防指挥部的指令及时参加救援行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拖延。
第二十八条 根据救援需要，民防指挥部有权调用本行政区域内的救援物资器材。被调用的物资器材事后应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无法归还的，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第五章 民众防护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民防宣传教育，提高本市公民的防灾救灾意识。
各级民防办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民防宣传教育计划。
第三十条 在校学生的民防教育，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的民防教育，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
其他人员的民防教育，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等部门应当协助开展民防宣传教育。
各级民防办应当加强对民防宣传教育的督促、检查。
第三十一条 本市公民应当学习民防基本知识，接受民防基本技能培训，参加民防演练，增强自救互救的能力。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本单位人员进行疏散、自救互救等民防演练。各级民防办应当给予指导。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组织民防演练。
第三十二条 各级民防办根据公民自愿的原则，可以组织民防志愿者队伍。
民防志愿者的成员，应当参加专门的民防培训，按照要求参加应急救援活动。
民防志愿者队伍的组建、培训和参加应急救援活动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防办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对直接责任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可对直接责任人和单位有关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不落实综合预防措施而造成事故灾害的；
（二） 不按规定拟制防灾救援预案而造成后果的；
（三） 受灾或发生灾害、事故的单位或个人，不及时报告、报警，不采取紧急措施，不配合应急救援行动的；
（四） 不服从民防指挥部调动，贻误时机，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 谎报、瞒报、拒报应急救援人员、物资器材和救援情况。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除本办法已规定处罚的以外，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处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六条 各防灾救援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